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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关系，有时也互补，如家族与结社纠结在一起。
但无论如何，两者的影响都不会超过乡社会的范围。
乡社会可以在地缘资源所允许的最大限度上，虚拟国家权威，调动起家族与乡社的干劲，刺激竞赛，展示双方各自的实力，然后凭借民间习惯法，重新调整分配资源的权力，平衡人际关系，缓解贫富矛盾，激发地方小社会的发展活力。
民族志还告诉我们，在这样的虚拟幻境中，平时家族、结社所解决不了的矛盾，这时都能逢场化解。
它建立在家族亲孝和社团结义的基础上，又能表达忠于国事的气节，因而极具号召力。
在地缘关系上，民间公益组织多是村民互助或村落联盟的形式，大多实行口头合同，但由于说话算数，所以最能凝聚乡社会。
它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进取心，是他们内部选择的一种传统民主管理方式。
一年一度的巡境仪式，则监督和促进了这种村落民主制度的落实，这是仪式的又一功能。
在乡社会内部消费：传统农业经济观。
闽西民族志从经济上考察了当地社会，包括农耕、航运、捕鱼、桑蚕、林业、造纸等一般经济活动，重点考察了当地人的内部经济活动习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祭祖用款，多置田产，其中资源越是贫乏的地方，越重视祭祖，余款用于家族公益事务。
二是乡社会集体节庆仪式用款，如各种庙会、佛会和建醮活动，靡费之大，令人咋舌。
三是村落公共地建设用款，多由家族和结社联袂出钱，乡民随心乐助，积德行善。
四是基本生活用款，集中体现集资修土楼上。
一般要花费一家人、兄弟两家人或同宗族人常年的积蓄，才能换取较大的生存空间。
土楼节水、节木材、节燃料，还能增添传统文化气氛。
闽西客家的内部经济活动说明，他们是看重内部团结和乡民共同利益的。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研究给我们如下启发。
第一，在重视民众文化研究的现代国际学术潮流中，民俗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民俗学者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第二，中国民俗的形态十分丰富，有口头资料和民俗行为惯制，也有文字文献记载，还有相关的多阶层、多样化的人文活动，因此不能人为地限定民俗研究的范围。
第三，在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中，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项目，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民俗学者参与这种研究，可以丰富自己的研究手段，扩大理论领域。
第四，在中西学术交流中，在中国民俗研究上，中国民俗学独具优势。
我们要善于观察不同文化、不同学术视角、不同观点和不同处理材料的方法，在不失掉自己长处的前提下，取人之长，建立更多的学术生长点。
田野民俗志，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建设的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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