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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未然：《阿细人的歌》，搜集资料年代：1943—1944年。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
6.李世瑜：《1947、1948年万全、宣化庙宇普查之方法论》，搜集资料年代：1947—1948年，原载《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5年出版[3]。
7.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搜集资料年代：1954年。
原载《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
8.刘魁立：《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搜集资料年代：1957年，原载《民间文学》1957年第6月号。
9.李星华：《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搜集资料年代：1957年。
原载《民间文学》1959年6月号。
10.杨匡民：《怎样记录民歌》，搜集资料年代：1957年。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
11.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手册》，搜集资料年代：1984—1994年。
内部资料，1986年印行。
除了这些著作，我们也采用了其他一些相关的学术史资料参验互证，以把中国学者的田野作业观念放到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探索中国学者在涉足或投身民俗学运动的过程中，所表现的观念形态和心路历程，尝试对中国所发生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活动的一些特点，加以说明。
一、文本式田野作业
（一）文本式搜集观与国学传统
一个学者，身临田野作业现场，要思考他作为学者的训练，也要思考从前的学者都做过什么？由于田野作业是学者和民众双方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中进行的，它还必然要给学者的思考带来两种影响：一种是来自理论著作的影响；另一种是来自学者亲自调查的感性材料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者的田野著述，都是从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作品的角度阐释学术观点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重视五四运动的平民意识，也体现了国学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是由北京大学的一纸倡议开始的。
从那时起，学者称田野作业活动，大都叫“搜集整理”
或者叫“采集、记录与整理”
[4]。
在这方面的田野作业中，明确表达中国学者思想的最早文献，是北大《歌谣》周刊的《发刊词》，其中谈到学者看待搜集对象和目标的学术观点：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
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
[5]。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的田野作业观的话，那么已有不少研究文章指出，这时他们的初衷，是表达民族觉醒的意识；他们征集歌谣的目的，是唤醒国民；他们提出的“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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