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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史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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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史诗是20世纪民俗学研究的经典课题和“常青树”
。
在20世纪晚期，史诗研究被芬兰学派扩展为史诗类型研究，成为在新民族志、民俗文化、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里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多栖类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史诗的文本容量极大，几乎囊括了各种体裁的口头传统作品，又被称作“民族志史诗”
。
它还蕴含了多个社会阶段的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伴随着民族历史一道生长，被称作“民族文化百科全书”
。
仅从民俗学的角度说，史诗类型研究具有相当的概括性，能总括方法论上的问题，促进提出带有普遍性的观点，故在国际学界，史诗类型研究已被纳入民俗学整体方法论的研究。
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有四个话题比较重要，即史诗的容量、史诗的形式、史诗的地位、史诗的表演。
一、史诗的容量
史诗类型研究的起点仍是荷马问题。
荷马曾被认为是希腊史诗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把荷马研究的视角从记录文本转移到口头传统中来，并通过田野作业，在研究成果上取得新的突破。
在美国，涌现了对口头传统研究卓有贡献的学者帕里（MilmanParry）、洛德（AlbertLord）和哈弗洛克（EricHavelock），代表作有《口头诗歌创作中的史诗技艺研究》《故事的歌手》和《柏拉图导言》等[28]。
他们在田野作业中发现了《故事的歌手》，然后对史诗的文本与口头传统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释，提出不少新见，烧起了新史诗观的一把大火，直击荷马权威，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他们重新讨论了以下基本问题。
（一）荷马问题
荷马不是荷马史诗的作者。
历来把荷马认定为作者，是学者根据书面文学的书写传统对口头传统作品的来历的想象。
西方学者指出，就书面文学而言，即便是书写，在它的早期也是用来保存口头传统的。
后来书写发展了，但由于书写的文字、工具、印刷术和纸张的限制，被书写记录的口头文献受到了限制。
在后世社会，书写文献主要是供给专家阅读的，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书写的容量与口头传统的藏量都是无法相比的。
帕里和洛德认为，在史诗文本之前有一个口头传统时代，而书写比起口头传统出现晚，此外，学界以前把巨大的希腊史诗统统假设为荷马一人之所为，也是讲不通的。
荷马应该是无数个民间史诗演唱者的集体性符号。
就是一定要把荷马其名落实到某个人的头上，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位出生较晚、口头文化资历较浅，被后人附会得名声很大的民间歌手，用中国民俗学的术语说，叫作“箭垛式”
人物。
也有的学者提出，荷马可能因为补充和编纂过希腊史诗、并使之定型而扬名，再用不一定恰当的中国的例子比喻，就好像关汉卿因改编《窦娥冤》而扬名后世一样。
然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以书面文学考证民间创作的作者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现代民俗学知识已经告诉我们，从口头传统传承的角度看，又有哪一位歌手不是集体创作的补充者和临场发挥的改编者呢？所以彻底的荷马解释不会是个体化的，只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帕里—洛德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到了批评，但在他们从事这项研究的年代，他们的学说是先进的。
他们的贡献属于他们的时代。
（二）荷马史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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