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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记录本长达28000行，被看作欧洲史诗的最早范本。
但据西方学者研究，远在公元前1200年，欧洲史诗就已经很发达；又过了四五百年，公元前700～800年，才出现了荷马史诗。
再过三四百年，公元前的300～400年，才出现了柏拉图（428BC～348BC）的史诗理论，并首次提出了“荷马史诗”
的命题。
由此可见，了解荷马史诗文本和研究什么是荷马史诗是两个概念。
由柏拉图开始，开启了以书面文本研究贯穿一切荷马史诗问题的研究的先河，但现代学者批评了他的贵族成见。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帕里是一位先驱。
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荷马史诗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理解为书面记录文，真正的荷马史诗必须到口头传承中去寻找。
20世纪60年代以后，洛德和哈弗洛克等发展了帕里的思想，提出关键在于认识荷马史诗是什么的概念。
他们指出，荷马史诗只给文化传统，它的含义在日常社会实践中。
20世纪90年代，劳里·航克进一步提出，现代社会的史诗被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文本，一部分是被视为文化基础的传统；两者各自在口头传承中又被分化为多种体裁，但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相似性。
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模式，即“我们的故事”
“认同的故事”
和“真理的故事”
。
他还提出，并不是在哪里都可以找到史诗，就好像知识分子到了书店就能买到荷马史诗的书籍一样，民间才不这样看，在民众眼里，史诗只被真理化的社区所拥有。
（三）诗的概念
由于语意学的引入，西方学者把史诗纳入一个更抽象的范畴的研究，提出了什么是诗的问题。
他们在对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的后殖民文化的田野作业中发现，当地的原住民把所有的叙事性韵文都叫作“诗”
，在他们的“诗”
里面就包括史诗。
可见，在对“诗”
的概念的理解上，原住民与学者有很大的差距。
在诗的押韵上，原住民对韵脚的认识也与学者理解的诗的形式大相异趣。
原住民所说的押韵诗，其实是一类非常特殊的民族语言，史诗正是这类特殊民族语言的一种体裁。
那些在原住民听来又悦耳、又动情的诗句，在外来的学者看来却可能是又啰唆、又腻味的噪声。
西方学者认识到，从前他们的殖民前辈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结果是使自己的研究窒息了对方口头传统中的原来的声音。
现在他们提出，史诗的诗的风格是由两方面组成的，一方面是本地语音的意义系统，如呼吸、停顿、叫喊等的含义；另一方面是本地语言的文化系统，如语意、语境、情感、象征、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等表达方式。
学者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方面，才能了解史诗和解释史诗。
季羡林在完成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之后，也对史诗风格发表了意见，当然他的看法是独立得出的，他还尽量使用中国的例子做比较，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外国的史诗。
我在下面抄录他的一段精彩议论，大概能对读者理解现代西方学者的观点有所启发：
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如汪洋大海，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只用比较短的篇幅，就可以叙述清楚，胜任愉快，而且还会紧凑生动，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可是蚁蛭或者印度古代民间艺人，竟用了这样长的篇幅，费了这样大量的词藻，结果当然就是拖沓、重复、平板、单调；真正动人的章节是并不多的。
有的书上记载，我也亲耳听别人说过，印度人会整夜整夜地听人诵读全部《罗摩衍那》，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
也有人说，古代的民间文学往往就是这样子，不足为怪。
这个说法或许有点道理。
不管怎样，这种故事情节简单而叙述却冗长、拖沓的风格，有时却让我非常伤脑筋，认为翻译它是一件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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