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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人类学
一些学者认为，中介媒介的研究为填平社会文化与个体文化之间的鸿沟架设了桥梁，而这种学术进步得益于个体人类学的启发。
英国人类学家珀库克（DavidPocock）较早地提出了“个体人类学”
的概念。
他说，有两个前提促成了个体人类学成立。
第一个前提是从前人类学使用的联想启发式工作法，它要求学者“把被研究对象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
，这就把自己置于对象化的危险境地。
因为这等于把对学者地位的假设加到了对象身上，加重了对方文化的分量。
它还误导学者以不自觉的主观想象代替对对方文化的描述，结果招致学者研究与异文化社会文化之间的疏离感[24]。
第二个前提是个人知识理论的发展。
它由波拉尼（MichaelPolanyi）于1958年始倡，用以批评人类学者一度舍我求他的、追求极端客观化的工作方法。
它提醒学者不要忘记对客体本身的知识的研究，因为学者的知识与客体的知识是两种知识，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
学者通过在田野作业中与客体文化成员建立亲密的关系，达到了解客体的知识的目的。
学者内部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千差万别、有效或无效，但田野作业的目的都不是把自己变成客体，而是增进对客体的了解和尊重客体。
按照波拉尼的思路，30年后，美国人类学者贺兹兰德（MichealHerzland）成为推进个体人类学，并使之走向成熟的重要学者。
珀库克说，在今天看来，波拉尼关于学者作用的说法貌似有点走火，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贡献。
他首次提出了“个体知识”
的术语，使后来的学术发展获益。
个体人类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西方学者在有关著作中指出，个体人类学是在学者的自我想象和对客体的估价都可能出现冒险之处进行了某种限定，要求摒弃学者自认为比民众聪明能干，从而自告奋勇地、兴高采烈地充任民众代言人的倾向。
它申明，在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发生可能性错误，是接近客体的真实文化的必要过程。
那些冒充能干的客体文化代言人的行为，只能造成学者认识的变形，他们再把这种变形的东西当成“武器”
，貌似合理地归咎于归纳事物普遍性的哲学方法。
个体人类学强调，由学者个人的理解误差推导出来的客体化的普遍性，与端正学者认识自己和认识对方的态度而求得的对象文化的普遍性，其实是两码事。
为了达到每位人类学学者其实都想要达到的理解客体文化的目标，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的预设，就不应该是与他人的成果彼此错出的，相反应该是遥相呼应的，或者互补的。
总之，矫正学者个体的视角，尊重客体文化的知识，就有希望发现客体文化的内部特征，提高学术研究质量。
在把个体人类学的成果纳入民间艺术的研究上，卡波无疑是出色的学者。
在《探戈舞的社会结构》一书中，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舞蹈与社会文化之间有相互结构的特点。
这是一种新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引起了众多的关注。
他问读者，为什么现代人愿意花时间参加民间艺术表演活动？只要细心地研究就会发现，它的幕后力量是一种可视化语言，它的中介媒介是通俗音乐。
音乐的语言没有疆界，可以表达军事、政治和日常实践等各种人们为之所喜所忧的内容，为此人们乐于对其加以结构，使之成为个人的文化知识。
这种通俗音乐还成为驾驭探戈舞的媒介力量。
卡波说，学者应该了解现代人怎样使用和表达通俗音乐和个体文化。
他批评以往把民间文艺看成是非理智的、情感的活动的观点，指出民众所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行为都有他们的内行知识做指导。
即便是民众群体本身的成员，如果缺乏这种内行知识，便也无法加入到群体艺术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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