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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群体的音乐舞蹈表演,依靠这种内行的知识,才使大家共存于一个社区集体之中。
这种内行知识生产民众群体的共同意识,保存民众群体的共同信息,维护民俗社会的共享观念,规范民俗社会的行为方式,不能用所谓的“理智的”
或“非理智的”
,乃至于“理性的”
或“非理性的”
的框子去套它,更不能蔑视它。
卡波强调,传统学者对民间艺术说三道四是不对的,这种偏见的根子正在柏拉图那里。
另一位学者库恩(ThomasS.Kuhn)的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卡波之前,也对柏拉图用理性哲学分析民间艺术的理论误区提出过批评[25],不过还缺乏卡波的现代调查个案。
卡波的思想发明使库恩的观点演绎得更为具体,还能够延伸到口语化的中介媒介领域的研究中,使中介媒体理论得到更深入的应用。
例如,卡波还指出,在民间舞蹈的通俗音乐语言中,创造了将个体知识转化为现代社会文化结构要素的途径,那些非洲探戈舞中的脚尖动作,就是被新创造出来的文化符号,用来表示摆脱大国霸权控制的超越意识。
他还说,在民间舞蹈者的内行知识中,具有间隔性停歇表达现实情感的途径,这种间隔正是民众创造的传达民间艺术主题的必要成分,全然不是杂乱无章的文艺,更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偶然的心理需要的反映。
卡波总结道,民间舞蹈和通俗音乐的隐喻就是把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26]。
三、民间艺术的情境
西方学者从后殖民文化中找到了中介媒介的资料,补充了新的研究问题。
他们主要研究美洲和非洲现代社会的民间艺术表演情境,对前人在殖民史中所描述过的原住民,对其原有的文化和其后裔的现代生活,重新进行阐释。
主要著作有:鲍曼的《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巴索(KeithBasso)的《白人的画像》,米克(MichaelMeeker)的《个人的声音和关系的不确定性》,阿布—路德(LilaAbu-Lughod)的《在贝多因人的社会中失去的名誉和情感》,卡桐(Stephen)的《自我的诗歌的结构》和格拉塞(SylviaGlasser)的《跳舞是政治运动吗?》[27]。
他们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在听和说文化中,怎样对待原住民以及怎样分析他们的口语情境?南美洲的原住民后裔的说话方式,澳洲的原住民后裔的现在的生活和民歌,中东阿拉伯现代传承的民歌和叙事诗,北美洲原住民的认知结构和民间艺术。
四、民间艺术的象征性
在西方学者的中介媒介和民间艺术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这种媒介、体裁和表演含义的象征性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可参考的重要观点。
在现代社会,在民间艺术、通俗音乐、现代歌舞和舞台戏剧之间出现了一种认同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传统社会的各种表演中的被结构好了的“模仿”
的含义,已被现代社会文化中的积极的地方知识的功能所代替。
在现代社会,非洲和美洲等原住民后裔的通俗音乐和舞台戏剧的表演,以自己的文化方式,表现了与西方审美观的对立。
他们把自己认为理想的民间艺术体裁加以改造,放到象征意义体系中,他们也用现实日常生活的知识去欣赏艺人或歌手的表演,因此不能套用柏拉图的理论解释他们的民间文艺活动。
在现代社会,民间艺术的娱乐表演或“商演”
活动往往蕴含着政治含义,形成一种现代演出结构。
布拉金(JohnBlag)称这种结构为“民众模式”
。
它的性质,是一种被结构的民间艺术行为与政治行为的交叉关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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