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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诗之余”
，只是“浪谑游戏”
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
（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
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近代《小说林发刊词》黄人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
[9]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
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
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10]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
“浸”
“刺”
“提”
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
。
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11]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
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
。
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
那么，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
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
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
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
其三，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地回应批判方。
20世纪的中国有着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
其四，在反封建的共同斗争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
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华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
于是从“五四”
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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