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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一个根本之点，就是它的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兼收并蓄性。
如果“现代”
精神只是什么单一的反叛性、拒斥性的话，那么“现代”
精神岂不太狭隘了吗?一般的学者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通称为现代的表征，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什么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13]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容纳“各式各样的东西”
，它向古今中外开放，在一方面反叛古典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容纳古典。
对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如果我的体会没有错的话，就是在坚持一定原则条件下的开放与共享。
开放，不但向外国开放，也向古典开放;共享，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享用的对象，不但外国的东西可以成为享用的对象，古典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享用的对象。
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但指向过去，而且也指向现代和未来，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现代人的创新之源。
我一直欣赏贺麟先生的一段话:“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
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
[14]这些话说得多么好!也就是说，在对传统的再度解释中去创新，才可能是具有渊源的真正的创新。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这些道理，那么所谓“宿命的对立”
“传统拒斥现代”
的论断就是片面的。
我注意到，在郭英德的文章中也说:“‘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断的红丝’，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这句话也说得很好。
同时他自己也不忘“西学”
，引了伽达默尔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问题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如何认为那些力图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通过“现代转化”
使古代文论进入现代文论体系的人，就是“无根心态”
和“殖民心态”
呢?他就不觉得自己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吗?
中华传统文论作为一种古代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
原因是中华文论传统确有“民主性的精华”
，它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赋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
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人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
我们当然知道，中华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中华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和具有世界性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
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
所谓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华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以现代的观念对古代文论做了深入的阐释，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果。
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
（有时又称为“意境”
）说、“出入”
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
说、“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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