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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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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精英的形成，实质是舆论生产和流通权力的获取，报刊舆论权力的建构，与媒体作为政治参与、社会动员手段紧密相关。
就中国而言，这种精英之所以在甲午后初具雏形，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战争所引发的知识群体的不满和政治参与欲望，这种试图动员更多体制外力量推动政治改良的诉求，也得到了官方的部分认可。
在此过程中，报人自身对“媒体权力”
的认识，从无意识到自觉，逐步有了深入理解和操控能力。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描述人类社会权力来源时做了如下分析，人类社会权力来源于人类的四个最基本需求，其中包括“人们需要对自己生命和周围世界的意义做出理解和解释，并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礼仪体系下生活。
这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源泉”
[27]。
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参与报刊媒体，“基于知识分子与传播媒介的密切关系。
透过这些传播媒介，他们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28]。
在这一点上，虽有时间与程度上的差别，但传媒业在中西方均出现了对知识人的赋权。
在欧洲，熊彼特认为：“大规模报纸企业是知识分子集团提高地位和增加其势力的最有力的工具。”
[29]
精英理论所指精英，一般指向这样的人群：运用权力或能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施加强大影响。
对“权力”
的界定固然存在差异，但本质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30]。
罗素认为，权力的形式可以根据影响个人的方式或有关组织的形式进行划分，其中有“舆论的力量”
[31]。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则从处理“象征”
能力方面承认了一种精英的存在，后者的技能包括辩论文章、新闻故事[32]。
米尔斯则指出，权力精英并非千篇一律的统治者，也应该包括“意见领袖”
，他们属于“更高层次构想与决策的领航人”
[33]。
总的来说，媒体权力来自信息、舆论的生产和传播能力，表现为社会影响力，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动用舆论压力监督批评政府和干预重大社会事务，通过日常报道设置社会议题，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感知与判断，以及对民众认知、价值观念“培养”
和动员等。
由于这一过程并不在明显的国家权力控制之下进行，而发生于潜移默化的日常媒体行动之中，因此经常表现为一种隐性而非显性力量。
晚清媒体舆论的权力搭建，就思想资源而言，一条重要线索是古典“天心民意”
的正当性在近代转换为“多数决”
政治下的“众议”
权威（详见第四章）。
此外，以下几个因素也有力推动这一新“权力”
的生成：一是古典政治传统中上下沟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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