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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苏与重构；二是西方民主、权利观念的导入与激发；三是报人自身对报刊独立批判角色的感知。
（一）古典沟通“权力”
的复苏与重构
将“上下沟通”
赋予维系共同体的重大意义，自有深厚渊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思想持这样的观念：暴力意义上的力量仅仅意味着霸权，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只有心里被劝服和认同才具有正当性，因此旨在达成认同的劝服和沟通具有一种无形力量。
古典中国政治的共治思路，是百姓、士大夫和君主共同平衡，即《周易·泰》中所言的“天地交则万物通也，上下交则其志同也”
。
而维系这种平衡，居中的士绅负有沟通职责，沟通者客观上被赋予了一种“权力”
，因为他们的具体行动、态度和沟通方式能够导致不同后果，对上层统治者和底层民众均可产生实际影响。
沟通上下的角色深入士大夫内心，就传统政治而言，这种沟通首先是向上谏言，这被认为关涉统治安全和天下兴亡。
数千年来，莫不如此。
直到晚清，康有为在《殿试策》中开题就写下：“臣闻制科之设，垂两千年，皆以求直言极谏，非较词章也”
，然后指出董仲舒到苏轼、文天祥，“皆指陈时政，直言得失，上以广人主聪听，下以系天下安危”
[34]。
居于君主与庶民之间，沟通者事实上拥有很大自主性。
代表“民意”
时，士绅选择与广大民众同构，向君主共同施加所谓道统压力；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又作为看不到的君主代理人、天子门生“出场”
，彰显权威，进行民间的教化和管理。
沟通者的“权力”
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渠道匮乏，由此他们的选择和裁量显得举足轻重。
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35]。
传统官僚制度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围绕对信息的控制展开，且在更多时候帝王处于事实上的劣势。
多数时候，君主和庶民注定无法出场，权力或民意的表达和实施，只能由居间者来完成。
无论“天子”
还是民众的“民心”
“民意”
，在中国政治中均具有强大的正当性。
中间阶层的精英无论选择任何一方，都有合法性并可凭借自身的参与强化这种力量，从而获得一种衍生的权力。
就前现代社会而言，由贵族或士绅、君主和民众构成的政治平衡普遍存在，只不过中国的沟通者角色格外突出罢了，除了上述传统政治中标榜的“共治”
诉求，作为儒家或儒教[36]中的“天”
“天命”
等观念也强调通过民意的转化加以体现（见第四章）。
此外，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使得沟通上下显得相当困难和重要，也强化了沟通角色的意义，每一政权政治上的衰败，几乎都归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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