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久久文学】地址：https://www.jjwxx.com
古代中国，士绅既是沟通者，也是沟通媒介本身，沟通话语权根本上源自于古典社会结构。
近代报刊媒体的出现，将沟通角色日益分离独立出来，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
社会的成长，使得这种沟通无法限于传统政治的上下，而是面对日趋网状的复杂社会，各种社会力量的呈现与角逐，提高了沟通成本和技术要求，由此扩张了沟通者的权能，激发他们的引导与操控意识。
毕竟，“媒介的主人总是刻意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存于媒介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讯息或节目之中”
[37]。
近代报人对媒体权力的想象，从传统沟通角色的回忆开始，非常自然，甚至那些西方在华报刊也很早注意到了这一传统，强调自己上下之通的社会功用。
《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报刊观念，重点描述了广见闻、通上下。
《申报》则称，西方各国广设新报是“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
[38]。
新型报刊以大异于邸报的民间面貌出现，对投身于其中的士人来说，开始时的最大魅力之一正是其上下沟通之能，晚清诸多问题在士人看来，要害正是统治者和民众的上下交流出现重大障碍。
从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
，到康有为的“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
，“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
[39]，再到汪康年的“疏远则关系少，关系少则隔碍生，隔碍生则疑虑积”
[40]，莫不如此。
中国弊病在于上下隔离和沟通缺失，这种共识一直存在于晚清改良派人士头脑中。
甲午之后，西人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中，认为中国政治的两大问题之一还是下情无法上达。
很多政治呼吁也基于这一认识而提出，早至《校邠庐抗议》，其中的“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的共同之处，是均强调重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41]。
而张之洞这样的官员，考察民权之说时也联系到民间意见的抒发：“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
[42]
上下沟通功能是近代报人认为维持国家稳定和进步的手段，亦可促进全民、全国统一认识的形成。
王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反对“君为主”
和“民为主”
，而推崇君民共治，认为君民共治就是“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这才可以“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
，“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
[43]此后投入办报的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中称，“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
[44]。
汪康年则认为“沟通”
是报刊的职能与使命：“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达者，报馆得大声而疾呼之。
此报馆所不能辞之职也。”
[45]为此，他呼吁朝廷鼓励国民在京师多设报馆，以便朝廷能够得听采之益，上情下传，下情上达。
新式报刊代表的舆论，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古典“民意”
的有效呈现和发展。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