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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投身报馆的知识精英以“合法性”
和崇高感，它不仅是对古典沟通“权力”
的汲取，更是重构与放大。
大众媒体为何容易放大沟通者的言论与动作？因为“传播过程也通过把个人的一些行动扩大到为全社会所觉察的程度而发挥着放大的功能”
[46]。
这无疑扩张了报人的实际影响力。
此外，由于报刊活动在传统体制之外展开，无需官方赋权，更易为社会和自我体认。
可以说，这又是一种自我指认和不断膨胀的“权力”
。
（二）民主、权利观念的导入与激发
近代报人并非古代传播、沟通角色，媒体权力需置于现代政治生活下考察。
现代政治公共领域中，交往系统和商谈机制，意在使议题和决策公开，协商、对话所形成的“交往权力”
在此过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转换成为行政权力等，后者因来自或吸收各种意见而获得民主意义上的公共权力。
[47]与上下沟通、代表民意的传统沟通角色比，近代报人思想资源虽很多来自传统，却大量吸收西人政治中的权利、民主理念，后者更加指向“个人”
，而非国家。
这当然也可看成世界性政治生活变革在中国的体现，无论如何，近代民主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个人权利的自觉和自下而上争取权利，限制国家或君主权力。
近代报刊之所以可构成一种新势力，背后是个体和作为个体组合的民众崛起。
媒体精英的力量本质上以社会和民众为归依，而为传统专制所难容。
古典中国虽然认定“民”
是政治主体，但实际政治运作中，“君”
才是主体。
专制时代的“权原”
在皇帝，政治意见事实上只向皇帝开陈。
从统治者施、放的“民本”
，走向民众为主体的民主，近代知识分子走出体制内清议、奏疏而转向大众，“权原”
转为人民。
如此一来，“政治意见则应该向社会申诉，所以专制时代的诤臣，即民主时代的政论家”
[48]。
上述变化中媒体精英权力来源已从上而下，转向民众。
此前的中国，在“普遍王权”
（universalkingship）[49]观念笼罩之下，无法产生民主的观念。
传统王权政治之下，源于神授的合法性难以被“民众”
取代，毕竟此时“民众只是臣民，不是公民”
[50]，而“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思想是导使‘普遍王权’崩溃的主因之一”
[51]。
媒体精英的出现，切合了个体权利兴起和政治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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