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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上的需求。
事实上，如果没有近代国家危机下的思想嬗变，没有现代报刊这种民间公开表达的兴起，中国近代“个人”
“民主”
的推进，也无法得到全面的解释。
个人权利意识在西风东渐下得以激发，开始时仍披着古典外衣。
毕竟中国传统中缺乏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习惯将自我放置在群中彰显价值，所谓“小己与群”
。
因此“众”
“群”
作为个体的集合，在新的民主、权利观念崛起后首先成为政治正当性来源。
报刊作为新的公论与民意的代表者，权力感就在于汇聚了想象中众多个体的“权利”
。
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40年代已流露于体制内精英头脑中。
戊戌变法之前，西方政治思想在华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佐治刍言》[52]。
该书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出发点，强调个人与人民的权利，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政治应以得民心合民意为宗旨”
[53]。
该书第七十七节，谈及国家政治以及如何得到民心时提出，“国政亦准民间公议，登诸新闻纸上”
[54]，“一令之出，可任民间议论”
[55]。
此书多次出版，对中国知识精英影响颇大，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都是其读者。
戊戌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租界和海外空间源源不断地导入西方政治观念，国人权利意识得以不断刷新。
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以“民权”
为核心的自我权利观念在中国兴起并开始褪去儒家底色，多了个人的意蕴。
1900—1911年，“权利”
一词已经“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它不仅涵盖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个人普遍价值两方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时期，对权利观念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已接近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
[56]。
此前的古代中国，按照余英时所言，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类似“权利”
的思想，但“中国的道德语言和家族一体，也产生不了个人本位意义上的‘权利’的观念，而只有义务的观念”
[57]，没有自然的权利这种法律语言，而是称所谓“天理”
。
“中国人的天理，便是中国式人权观念的表现，政府的责任便是人民的权利。”
[58]
权利和个体走向前台，成为近代报刊舆论力量崛起背后的重要动因。
权利观念勃兴，“民权”
之说扩散（此时的“民权”
被指代诸多现代政治概念如民主、自由和权利等）。
“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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