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久久文学】地址：https://www.jjwxx.com
之说在报刊兴起，开始时多描述为以“民权”
接济君权，但事实上隐隐有了对冲君权的一面。
甲午后的乱世之危，让中国知识精英在西方思想助推下，重启“民众”
这一古典权力的终极来源，而代表民间舆论的新式报刊适时出现，恰可对接这一趋势，且具备很强的操作性，因此戊戌变法前后迎来近代史上第一次国人办报高峰，就不奇怪了。
尽管时间上起起落落，先后各异，但世界范围内近代民主化思想的兴起和由此而要求的政治诉求，大体相似。
实质为“政治过程”
日益被大众要求审视和参与，这让民主、权利的诉求不能不与现代媒体发生紧密关系。
“因为在政治领域内传播过程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功能。
很少有人能直接看到形成政治过程，甚至仅其一小部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人民必须转而依靠一个沟通体系，以使他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理解政治的实质。”
[59]媒体精英的力量正在于掌握这个“沟通体系”
。
当然，与古典时代不同，此时的舆论开始日益转变为阿伦特式的不同意见的竞争共识（这也支持一种以沟通为取向的权力概念）。
媒体由此成为隐形的政治权力生产机构，报人则逐渐握有新的交往或沟通“权力”
。
（三）报人对媒体力量的感知
世界各地报刊业发展的早期，人们对媒体的威力好奇而关切，感知和评价往往夸张。
从《申报》开始，媒体影响力或者说释放的“权力”
感，已经得到中国社会的部分认可。
当时一首《竹枝词》如此描述：“是非曲直报中分，一纸风行四海闻，振聋发聩权力大，万般提剑总由君。”
[60]到了《时务报》这样的精英报刊，评价者除了普通读者，更经常通过知识、政治精英圈传播、反馈，其中当然不无旧式士人酬唱相和，不过令《时务报》在上流社会饱受好评，那些溢美之词，无疑激发着报人的自我力量想象与认知。
戊戌之后，报刊舆论显示了与官方疏离的趋势，媒体监督、批判展示出独立面貌，这一点为当时报人所体认，助推了操控舆论以驱动社会变革的精英意识。
他们认为，“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
，而舆论应独立于官方甚至为官方所排斥，即“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
[61]。
《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的发刊词，自信地称新闻记者所组成的“第四种族”
，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
[62]。
类似观念，并非只来自激进报人，对报馆能力的乐观期待普遍存在，稳健的报人如汪康年称“日报之职在能纠弹全国之非，达激发大家之意志”
[63]。
梁启超则认为报馆“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
，甚至因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或雇佣，而报馆代表国民公议、公言，“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
，或教导之，或在其有过失时，“扑责之”
[64]。
将报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观念不无偏颇，但显示了报人对报刊舆论的自信，其中不乏媒体的自我标榜和权力塑造。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报人将报刊舆论看成体制之外、与政府平等甚至超政府的力量，这让批评的对抗气息增强，媒体精英开始明确追求舆论参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