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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不能不说颇受西方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影响。
中国古典的自由观在“精神自由”
方面虽走得很远，却在“社会自由的系统上”
发展太少，可称之为“散漫的自由”
，并非自己争取的人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备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来的空隙”
[65]，是一种随时存在而随时失去的东西，原因在于未经制度化和建立在合法基础之上。
西方的“社会自由”
体现于早期希腊实际生活之中，主要一点是“鼓励思想与言论自由”
[66]。
近代民主发展的一个核心路径和制度归依，乃是从传统国家的传统权力系统分权。
媒体系统虽没有成为像司法、立宪那样明显的制度权力，却被公认为具有一种无形的独立力量，即西方所谓的“第四权力”
。
这种说法为报人所乐于接受，它经过日本影响了梁启超等中国报人。
颇受梁启超推崇的日本人松本君平将报刊视为“近世文明之基础”
，为思想自由和文明进化之“猛大势力”
，记者为“第四种族”
。
[67]梁启超此后也提出所谓“第四种族”
，将报刊与行政等其他传统权力系统并列。
另一著名报人于右任称：“盖报纸者，舆论之母也。
泰西诸国今日享有自由之乐而胎文明之花者，皆报纸为之也”
[68]。
连一份不太知名的报刊也自信地写道：“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知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
[69]显示了这种情绪或认知已非少数精英独有。
新式报刊的历史性登场，“各种思想（即使只是少数人的思想）都可以由此放大，而内容又要吸引读者的现实关注，激烈的、极端的想法因此可以得到较以往更多的回响”
[70]，传媒机制提供了一个意见世界和话语竞争舞台。
这种抗议话语，反过来促进报人新的精英话语权和地位中心化。
带来的结果是，舆论空间“在报刊的引导下缓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异己力量，并首先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
内容在独立和公共的取向，事实上与政府产生离异倾向”
[71]。
这一点将在后文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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