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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王佐才相近的观点亦见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包括有相当成就的科学家。
著名化学家徐寿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便指出：
格致之学，大之可跻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宜讲，求今日所当急务也。
[26]
如果说，王佐才以格致之学为礼乐教化之基，多少流露了青年学子对科学的某种情感认同，那么，徐寿则是以科学家的深思熟虑，肯定了科学的普遍制约作用。
在传统思想中，治国平天下更多地与经学相联系，魏源所谓以经术为治术，便上接了这一传统。
徐寿要求以格致之学跻治平，似乎使科学获得了“经学”
的意义，而科学的社会功能，亦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与格致之学的如上提升相应，科学开始向道趋近。
在比较中西学术时，郑观应指出：“盖我（中）务其本，彼（西）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
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
秦、汉以还，中原板**，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
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
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27]征于实，是近代格致之学的特点，虚则涉及形而上的义理。
按传统的道器之辨，道是形而上者，属虚；器则是形而下者，属实。
但在郑观应看来，实之中亦包含道，从而，征于实的格致之学，亦开始向道靠拢。
尽管郑观应在此仍以本末论虚（义理之学）实（格致之学），但他肯定虚实道器之合，反对二者之分，无疑对格致之学与道作了某种沟通。
类似的观点亦常常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中流露出来。
薛福成在肯定“技”
基于学的同时，又进一步将格致之学与道联系起来：“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
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
[28]作为器、技之源，格致之学所指向的，是外部世界普遍必然之理；就其内容的普遍、客观而言，格致之学亦具有道的性质。
尽管薛福成在此主要强调了格致之学的普遍性，反对将其归结为西方的专利，但以格致之学为“天地间公共之道”
，无疑又体现了对科学的理解由“技”
到“道”
的演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已不仅仅基于对科学外在作用的认识，而且亦以科学本身的内在品格（普遍必然性）为根据。
不过，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便不难看到，在洋务知识分子中，“道”
实际上被区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作为天地间普遍必然之理的“道”
，其二则是作为价值体系核心原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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