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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还设有问答栏目，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科学问题。
这一类杂志尽管在19世纪后半期不算很多，但它的问世，毕竟从一个方面表明：科学开始在较以前为广的社会范围中走向民众。
与科学普及的要求和趋向相呼应，一些洋务知识分子甚而提出了将科学与科举联系起来的设想。
在薛福成的以下思考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如乡会试兼考算学，则凡天学、地学、化学、电学、重学、热学、声学等皆可旁及，而总以算学为归。
算学书以《几何原本》为最要。
凡考得者先予记名，遇有修葺城郭、兴筑炮台、测量舆地、制造器械、操练水雷等事，则用之，似于大局必有裨益。
[23]
科举在当时仍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上层（出仕）的重要途径，科举的内容，对教育、学术等发展，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当科学成为科举的考试科目时，举业教育便相应地将向科学敞开大门。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如郑观应认为，科举中的文武二科虽可保留，但应增加新的内容，“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
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
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
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
[24]所谓转移世运，既意味着实现富国强兵，也包含着改变社会时尚之意（由仅仅关注制艺，扩及兼顾科技）。
尽管薛福成、郑观应辈所提出的设想还具有理想蓝图的性质，但这些蓝图的提出，本身也折射了时代思潮的某种变化。
作为观念的转换，从技的推重到学的认同，既在一个更为内在的层面推进了对科学价值的普遍肯定，也扩展了科学的作用范围。
19世纪中期以后，近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把格致之学视为制器强国的基础，而且将其与礼乐教化联系起来：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
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
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燃一灯，天地晦冥而皎然日出。
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
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
[25]
写下这段话的王佐才是格致书院的学生，以上引文录自1886年格致书院考课的答卷。
格致书院建立于19世纪70年代初，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其学习科目中近代科学占了主要的比重。
王佐才的以上答卷所回答的题目是：“中国近日讲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
王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简要的概括为：讲富强之术，当以格致之学（科学）为先。
值得注意的是，王佐才在论述中把格致之学视为一切学问的统一体，它不仅构成了耕战（兵农）的基础，而且制约着礼乐教化。
相对于制器、耕战，礼乐教化已涉及一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行为模式；在格致之学与礼乐教化的如上沟通中，似乎可以看到科学向社会各个层面渗入的趋向。
科学的地位，由此亦被提到相当高的程度。
作为格致书院的普通学生，王佐才对格致之学作用的以上认识，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知识界对科学的一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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