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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学的实证化与理性的工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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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重心的转换体现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便进一步涉及儒家的理性主义原则。
崇尚理性，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趋向。
自先秦开始，儒家便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的价值传统。
孔子在突出仁道原则的同时，又强调仁知统一，从而奠定了理性原则在儒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儒家之拒斥超验的彼岸世界，抑制意志的盲目冲动，强调自觉地由仁义行，突出人格的理智规定，等等，无不体现了理性主义的价值原则。
即使附会天人的董仲舒，同样在天人感应的神秘形式下注入了理性的内涵。
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使儒家与宗教的迷狂始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并超越了意志主义的原则，在这方面，儒家无疑展示了较为健全的价值取向。
然而，在儒家那里，理性原则虽然得到了确认，但仁知统一的基本格局，却使理性一开始便表现出伦理化的趋向。
孔子把“知”
界定为知人，意味着以人际的伦常关系为知的内涵，而在人格结构中，知则进一步被涵盖于仁义之中。
根据这种理解，理论理性显然优先于实践理性，理性的价值意义则相应地压倒了其工具意义。
在宋明理学那里，儒家如上传统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进一步趋于极端。
如前所述，理学家对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做了严格区分，并强调德性之知的主导地位。
所谓德性之知，涉及的首先是主体存在的意义，而不是对象世界的自在规定，它在本质上属于广义的价值理性。
确认德性之知的优先性固然有助于避免工具理性的僭越，但由此抑制见闻之知（对事实的认知），则显然使理性变得片面化了。
对仁与知以及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如上定位，往往容易形成轻视乃至贬抑科学的价值定势，后者与内圣的路向在逻辑上相互关联。
作为儒学的后继者，明清之际的诸儒几乎都上承了儒家的理性主义传统，注重理性，追求格物致知大致构成了当时的普遍风尚。
然而，这一时期的诸儒对理性之知的理解，却出现了与先儒有所不同的趋向；尽管他们并不否定德性之知，但其视野却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伦理之域。
从顾炎武、方以智到戴震、阮元[34]，注意的重心已首先指向了实学。
顾炎武指出：
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35]
方以智则把经济、技艺等都列入道的学说之中[36]，并主张研究质测之学：“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37]所谓质测之学，主要即表现为事实的认知。
在此，理性的领域已由德性之知扩及广义的科学知识。
明末清初诸儒对知与学的如上理解，使传统的知识范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于其外延的扩大，而且更在于其内涵的深化。
在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中，天文、地理等质测之学只是技，唯有涉及存在意义的德性之知，才进入了道的领域；相对于道，技只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地位完全无足轻重。
相形之下，明清之际诸儒则对质测之学做了不同的定位：它已在某种程度上由技提升为道。
顾炎武将天文地理等视为实学，已表现了这一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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