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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则更明确地把数学等规定为：“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38]，亦即把科学由一般的“学”
进而引入儒学之中，从而使之不再仅仅表现为德性之知的附庸。
在质测之学由技到道的演化背后，是工具理性价值地位的提升。
较之理学家之指斥科学研究为玩物丧志，这里体现的价值取向显然有所不同。
宋明新儒学（理学）好谈格物穷理。
然而，与强调德性之知的至上性相应，宋明新儒学往往将穷理过程与涵养过程融合而为一，从而使之失去了认知的意义而完全从属于伦理的体认。
与理学的这一思路相对，明清之际诸儒开始致力于格物与质测的沟通。
王夫之曾对格物做了如下的界说：
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
[39]
在此，格物已被视为一种带有实证性质的研究过程。
正是根据这种理解，明末清初的诸儒对传统的儒学提出了种种批评。
针对儒者忽视具体科学的偏向，方以智提出：“历数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弗问，故秩序变化之原，不能灼然。”
[40]科学知识的贫乏，必然导致妄立虚理，王锡阐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以立说。”
[41]王锡阐是清初著名思想家[42]，与顾炎武等人关系甚深，学术见解也大致相近。
他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诸儒的普遍看法。
与返观心性的内圣之学不同，质测之学本质上旨在明自然之理，后者决定了它首先将指向外部对象。
黄宗羲曾批评明儒喻国人（春山）以《周易》之卦象附会昼夜之长短，而完全无视具体的天象：“舍明明可据之天象，附会汉儒所不敢附会者，亦心劳而术拙矣。”
[43]这里的内在要求即以外部存在（天象）为据，以自然为考察对象，它已隐约透露出面向自然的致思趋向。
探索自然需要一种尊重事实的态度，黄宗羲对主观附会的否定，已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
清初的另一些儒家学者对此做了更具体的阐释，如王锡阐便一再主张“验于天”
和“实测”
：“验于天而法犹未善、数犹未真、理犹未阐者，吾见之矣；无验于天而谓法之已善、数之已真、理之已阐者，吾未之见也。”
[44]这种看法对乾嘉时期清儒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焦循[45]即认为，自然对象只能以实测而知：“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
[46]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实证的精神，而实证精神正是工具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
就此而言，引入实证精神，意味着更具体地确认工具理性的意义。
把握对象之理，不仅需要实证的态度，而且涉及一系列的思维方法，而为明末清初诸儒所特别关注的，则是数学的方法。
早在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便对数学的方法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如李之藻即提出了“缘数寻理”
[47]的主张。
清初的黄宗羲进一步将这种方法论原则概括为“借数以明理”
[48]。
所谓“缘数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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