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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借数明理”
，也就是以数学的方法揭示对象的本质及规律。
清儒对这种以数明理的方法，普遍抱有信赖的态度。
王锡阐在要求实测的同时，又指出：“欲求精密，则必以数推之，数非理也，而因理生数，即因数可以悟理。”
[49]后来，阮元更以是否把握数学方法为判断通儒的准则之一：“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
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
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
[50]在此，以数明理被赋予了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并成为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其内涵而言，以数明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逻辑的运演（推导）。
它所趋向的，是一种形式的理性化；而工具理性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式的理性化，它与价值意义上的合理性意味颇有不同。
如果说，实证精神主要从总体上展示了工具理性的一般原则，那么，数学方法所体现的严密性和形式化趋向则构成了工具理性更内在的特征。
这样，确认以数明理的普遍意义，实质上也就从另一侧面高扬了工具理性。
实证性与逻辑的严密性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同样制约着经学。
自两汉以来，经学已逐渐成为儒学的正统形态。
明末清初（以及清中期）的诸儒虽然已开始注意到明自然之理，但并未由此走出经学之域。
顾炎武要求从理学回归经学，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
自勉，等等，均未摆脱以经学为儒学之正统这一传统观念。
不过，与宋明新儒学将经学理学化不同，明清之际的诸儒更多地致力于经学与质测之学的沟通。
前文曾提及顾炎武强调“士当求实学”
，而明实学也同时被视为通经的必要条件。
戴震后来对此做了更明确的表述：“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
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
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
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
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
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51]概而言之，治经总是涉及天文、地理、数学、语言、生物、机械等具体科学。
在此，质测之学已被理解为经学的工具。
正是以科学的观念为工具，有清一代的经学取得了不同以往的面目。
宋儒治经，一般偏重义理的阐发，而其末流则往往流于附会臆断。
清儒立说，首先以本文为据，从音、义、形等方面入手考释字义，并辅之以版本的辨伪、校勘，具体科学知识的参证，等等。
至乾嘉时期，音韵学、校勘学等具体科学逐渐趋于成熟，形成了附庸蔚为大国的格局。
具体科学在经学内部的成长，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地位的提升。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学之趋向于朴学，治经方法本身也发生了重要的折变。
与宋儒重性理，轻实证不同，清儒揭橥实事求是的原则：“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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