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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震看来，这种形而上的本体不外是思辨的虚构。
他对形而上与形而下做了如下的界说：
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
[57]
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拒斥形而上学的趋向，它不仅展示了一种本体论的立场，而且有其价值观意义。
就后者而言，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即意味着价值重心由超验之域转向具体存在，这种思路与突出技术理性的近代实证主义颇有相近之处。
在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中，理（道）作为存在的最高根据，总是给人提供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满足，而儒学（特别是理学）所追求的，首先也正是这样一种形而上的价值意义。
从拒斥形而上学的前提出发，清儒对理的功能做了不同的理解：
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
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
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
[58]
就对象而言，理标示一事物区别于他物的特殊规定；就主体认识能力而言，理性（心）的作用主要在于分析。
这种分析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对象特殊规定的精确知识，而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关切。
不难看出，与形而上的本体转换为具体的分理相应，理性的实证精神与工具意义多少冲淡了其价值意义。
总之，儒家的理性主义价值原则在明清之际及清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随着质测之知由技到学的提升及经学的实证化，以追求价值的合理性（实质的合理性）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理性传统，在某些方面开始向崇尚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的工具主义理性原则扩展。
这种转换既以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为背景，又明显地受到东渐之西学的影响。
从晚明开始，近代西方的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即开始逐渐传入中国。
尽管这一时期所输入的西学常常纠缠着天主教神学，并且远远谈不上系统和深入，但西方近代科学中所蕴含的实证精神及工具理性等，却对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价值体系形成了内在的冲击，并相应地影响着初步接触西学的儒家思想家。
早在明末，徐光启便深有感触地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
[59]这里虽夹带着某种宗教的认同，但更多地表现了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的推崇，后者在明清之际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
方以智曾指出“泰西质测颇精”
[60]，王夫之亦认为“西夷以巧密夸长”
[61]，并对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
[62]颇为赞赏。
稍后的李恭由此要求“参以近日西洋诸法”
[63]，戴震同样对“西洋之学”
做了多方面的肯定，并以为“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
[64]。
直到阮元，仍称赞“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
[65]。
从科学方法到工艺技术，近代的西学在明末至清代的诸儒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如果说，价值重心向外王的倾斜更多地以天崩地裂的社会震**为历史根据，那么，儒家理性主义传统的某种转换，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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