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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问题》（《争鸣》，1957年第4期），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述。
1958年3月3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了教育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号召在实践中建立教育科学。
时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指出，教育科学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安排，在理论上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组长柳湿在会上说，各级教育事业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从教育实践中来，又回到教育实践中去，并能指导实践的教育科学；要在两三年内建立我们的教育科学。
①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以上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教育学领域热情开展教育学中国化研究的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学学者开始反思上一阶段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经验和教训，开始了学前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正当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充满热情地为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而努力探索时，“反右倾”
斗争开始了。
曹孚因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而被错误地批判，他被迫在《新建设》1958年第2期上发表《对一文的检讨》，这一期还发表了批评曹孚的文章《怎样理解“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
》。
这一批判虽然是在内部进行的，但其影响波及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
由于“反右倾”
斗争扩大化，高等师范院校一些很有才干的教育学科教师及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
，我国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受到严重打击。
1958—1960年，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
兴起，教育学领域也参与了“大跃进”
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运动。
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
而受到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受到了批判。
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跟着政治走，摈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等待着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被创造出来。
②
1956—1965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这既为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也为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对当时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各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1961年4月11—25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文科教学的状况及经验教训，讨论了文科教学中一些具有方针性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教材编选中红与专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书本知识与活知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
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集中反映在各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和有关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出版上。
这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出版，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学前教育学也不例外。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
的爆发，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愿望和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被粉碎。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界也不例外，学前教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受到了阻碍。
1958年8月，教育部主办的《学前教育》《教师报》《人民教育》同时停刊。
同月，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京津两地有关学校和科研机关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批判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
，指责心理学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
《光明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对心理学教学进行批判。
受教育部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牵头组织编写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由于过多引用了苏联的理论与做法以及心理学研究成果，虽然还在征求意见阶段，但也遭到了批判。
1958年12月，教育部颁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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