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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3日，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
。
“高等教育”
较“高等学校教育”
而言，不将教育仅仅放在高等学校内，而是在整个社会环境进行教育活动，“高等学校教育”
侧重于教学活动，而“高等教育”
外延更为宽广，更能彰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任务，更能体现出这一研究机构的职能和性质。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初，共有5位成员，除潘懋元外，还有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和罗杞秀。
他们大多是“**”
前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成员，其中有3人还参加过1957年《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工作。
这5位教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前辈。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除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
外，还讨论了工作目标，初步确定研究室以探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为主要目标。
①
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这也是“**”
后创办的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
其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大力倡导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在文章中，作者立场鲜明地指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提高的需要，也不仅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对于丰富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提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重大意义，有广阔天地，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文章提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设想：“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地建立一门以研究高等专业教育为对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这一分支学科同教育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教育学，研究的是教育科学共同的、一般的规律，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是各自的特殊规律。”
文章最后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为建立新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需要这样的新学科。
也就是说，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出现，现在已经具备了需要与可能，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引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通过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
②
这篇文章对于学术界了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必要性，是有重要价值的。
此时，潘懋元除以写文章的形式倡导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外，还通过参加会议来呼吁学界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以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建打下基础。
197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潘懋元提出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作为教育学会的重要领域。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
同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兰州举行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年会上，潘懋元做了题为“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的报告，再次号召要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并组织了高等教育研究问题的座谈会。
此后，潘懋元又应多所高校邀请，做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报告，通过报告来传播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对学界重视高等教育研究并共同为创建学科而努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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