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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志乎闻道者也，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襮，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
故学难言也。
[22]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戴震在见惠栋之前，已经明确地确立了以闻道、求道为终极价值目标的学问精神。
这是三封信的共同主题。
第二，戴震从重视“学问”
的立场出发，批评了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空谈心性学一派轻视学问的缺陷，同时又从追求学问的精审性目标出发，批评了汉儒郑玄，宋儒张载、程子、朱子在为学方面未能精审，未能“穷源达杪”
的缺陷与不足。
但都没有涉及对他们思想主张，特别是他们的伦理学观点的批评。
然已经表现了戴震试图超越汉学与宋学的思想倾向。
第三，戴震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于经中求道的方法论体系。
其一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语言学纲领，或曰“语言学解释哲学”
。
[23]其二是“制数”
之学的方法。
具体而言，即对古代科学技术史、制度史、吕律学的广泛了解与把握，从而正确解释古代“经”
文中所蕴含的“圣人之道”
。
另外，《答郑丈用牧书》中“立身不苟”
“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
两句，可证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亦重视“尊德性”
的问题，并非只是一味地“道问学”
。
也可以此反驳现代新儒家批评戴震，进而批评清儒不讲道德修养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戴震在1758年冬天于扬州见到惠栋以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学问方法，对汉儒、宋明儒在学问方面的缺失均有批评，但并未涉及理气及伦理学诸问题。
客居扬州四载后，其学术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这究竟是受惠栋的影响，还是有其他原因所致，未可轻易下结论。
钱穆认为戴震的反理学思想是受惠栋的影响所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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