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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训诂的方法阐发“仁学”
与“性命”
思想——阮元的道德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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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者阐发哲学思想，往往通过训诂的方式，以实证的方法追求一种理想中的客观之意。
阮元通过训诂的方式，对原始儒家的“仁学”
思想，以及宋明以来详细而热烈讨论过的“性命”
思想，给出了他自己的新解释。
阮元将“仁学”
看作孔子的核心思想，如他说：“孔子为百世师，孔子之言著于《论语》为多。
《论语》言五常之事详矣，惟论‘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见于《论语》者凡百有五，为尤详。
若于圣门最详切之事论之，尚不得其传而失其旨，又何暇别取《论语》所无之字标而论之邪？”
[212]问题是，在《〈论语〉论“仁”
论》长文里，阮元几乎是通过资料长编的方式，将《论语》涉及“仁”
字的资料集中在一起，同时又引证其他文献，以证明孔子的“仁学”
思想是他阮元所理解的那样：“相人偶为仁”
之意。
因此，阮元的“仁学”
思想并不就是孔子“仁学”
思想的原意。
在笔者看来，阮元运用训诂的方式对孔子“仁学”
的思想所做出的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表达了阮元本人的“仁学”
思想。
然而，由于阮元的“新仁学”
思想是建立在文字训诂基础之上的，以一种貌似客观的面目掩盖了其新思想的光芒。
这一含蓄的新思想与其作为三朝大吏的身份极其吻合。
如果不理解他通过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哲学思考的思想特征，下列有关“仁”
“己与私”
的论述与辨别就很难被看作一种哲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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