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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
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13]戴震在这里以追求“十分之见”
“道”
作为交“友”
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且以托古的方式说真正的朋友即一半之师。
愿意以交相为师的方式与姚鼐做朋友,从而让“道”
保持在在人的能动性追求之中,而不停留在僵化的语言之中。
这是一种开阔而光明净洁的人格境界!
可惜姚鼐不懂戴震的高阔之志,拜师不成,反而日后交恶,成为学术方面的敌人。
然而这也从反面体现了戴震的远见卓识,未收此人为学生。
《与方希原书》一信作于戴震第二次逃难于北京之时。
戴震曾于26岁与族人“争祖坟之被侵者,讼不能胜,乃入都门”
[14]。
33岁时,其族中豪者又侵占其祖坟,族豪倚财,贿赂县令,欲致罪戴震,戴震紧急脱身到北京,连行李衣服都没有带,寄居歙县会馆。
此次在京与当时著名的青年学者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结交,戴震以扎实的学术知识,名动京师。
故这封信的结尾说:“仆奔走避难,向之所欣,久弃不治,数千里外闻足下为之,意志动**,不禁有言。”
[15]
这封信末尾所说的“向之所欣,久弃不治”
的学问,即指30岁之前四个方面的学问:①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学问;②文字学与音韵学方面的学问;③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补注一类的工作;④在集部研究方面,如《屈原赋注》之类的注释工作。
但故乡友人提起这些学问,还是令戴震情不自禁地要对友人说一说自己对做这些学问的终极目的的看法,进而对整个经学学术史有一个反思性的评价,一是陈述自己对传统学问分类的看法,二是劝诫友人“致力于古文之学”
当以求道为终极目的,否则徒费精神。
这封信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学问(知识)分类问题。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
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16]很显然,戴震明确地认为,文章之学在三种学问之中是最不重要的。
戴震的这一观点后来遭到章学诚的严厉的批评。
[17]当然,戴震这里所讨论的“学问(知识)三途”
,可能与程颐所言有关。
程颐曾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
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
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18]但戴震所说的“三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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