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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十分之见”
从理论上给出了规定，它是一种融贯性的、系统性的真理认识，古今贯通，与道相合，本末兼顾。
其三，对如何达到“十分之见”
的方法从否定性的方面进行了规定：不能依据传闻而猜测事情的真相，不能从众人的说辞或观点中选择一种看起来更好的观点当作正确的认识，不能凭玄想而不凭证据来决定是非，不能根据一个孤立的证据来确立一种融贯性的认识。
不亲自考察事情的原委，不亲自考察并梳理事情发展的细节与过程，都不可能达到“十分之见”
。
第二，批评汉儒、宋儒的“得失中判”
。
戴震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
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
[10]刚过而立之年的戴震，在学问上具有极大的气魄，敢于目空千古，对前贤大儒在学问上“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
的缺陷大胆地给予了批评。
第三，批评学习郑玄、程子、朱子不能以求道为学问的终极价值关怀，缺乏深思自得的“十分之见”
。
他认为，后世学者“浅涉而坚信”
郑玄、程、朱之学戴震说：“用自满其量之能容受，不复求远者闳者。
故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
诚有能志乎闻道，必去其两失，殚力于其两得。
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
[11]
戴震认为，郑玄、程、朱之学的两失在于：一是详博而不精审，二是“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
，即未能认真地把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换句话说，他们的学问均未能达至戴震所理想的“十分之见”
的境界，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条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
而他们学问的“两得”
则是：“取义远，资理闳。”
戴震要求郑玄、程、朱之后的学者对于他们前贤学问的态度应当是：“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
[12]由此可见，戴震既批评了汉儒郑玄，宋儒程、朱之不足，又肯定了他们学问的各自长处。
可谓相当冷静、理性。
第四，在这封信中，戴震还涉及师友之道的问题。
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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