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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
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
[7]此言很有见地。
博士收有弟子，大概初始即然，叔孙通便有弟子百余人。
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数量随之减少。
根据公孙弘的建议，博士弟子定员为50人，由太常从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中选拔，每年考试一次，通一经者，可补文学掌故之缺，成绩特别好的，可以选做郎中。
看来经师虽专守一经，弟子却要兼习诸经，并没有某弟子专从某师习某经的规定。
武帝之后，博士和博士弟子的数量都在逐渐增加。
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诗》已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一家，《礼》为后氏，《易》为杨氏，《春秋》为公羊家。
宣帝时，《书》又立大夏侯、小夏侯二家，《易》又立施、孟、梁丘三家，《礼》立大戴、小戴二家，《春秋》立穀梁家。
元帝时，复立京氏《易》。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博士弟子增为百人。
宣帝末年，增至二百。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蠲免赋役，后又设弟子员千人，郡国中设置五经百石卒史。
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布衣尚且养徒3000人，现国家太学中的人数反而比孔子少，于是增弟子员达3000人。
平帝时王莽秉政，准许元士之子受业如弟子，不限名额。
每年取考试中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
宣帝时曾于石渠阁召开经学会议，讨论五经异同。
这次会议使开始激化的经学各派的矛盾有所缓解。
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立为博士，就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王莽的学术顾问刘歆是古文大师（关于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请见第三章第四节）。
王莽托古改制，利用了经古文说。
因之，古文经学在平帝和王莽时期骤然热了起来。
刘歆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了学官，又找出了《乐经》，也立于学官。
他还增设博士与博士弟子，每经博士5人，六经共30人，每一博士领360弟子，共10800博士弟子。
东汉初的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描述武帝到西汉末经学的繁盛景象，并指出其出现的偏差及原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西汉的经学，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作了较精到的评论：“西汉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后，传授群经，加以整理，致力于章句训诂，使群经得复昌盛，其有功于经学诚不可没，且重在‘微言大义’，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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