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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魏源对于西学的倾慕表述得还非常含蓄，那么稍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在“制洋器议”
之外，就增添了“采西学议”
乃至“变科举议”
“改会试议”
诸篇。
并且更为明确地阐述了“师夷”
的必要：“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
过去，我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
这作为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总体勾画未尝不可，但如果用来考察具体人物的认知内容，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
从魏源的“师夷”
说到冯桂芬的“四不如”
，都包含着技器、体制、心性三个方面的革新愿望。
当然，许多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先驱生前往往是寂寞的。
“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
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
（魏源：《悼鹤》）鸦片战争后少数开明士大夫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重视，他们心灵深处的痛楚是浓郁而又深沉的。
《海国图志》出版后，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尊崇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自己的祖国却遭到难以容忍的冷落，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后梁启超还借用“不龟手之药”
的故事为魏源打抱不平。
但先进的思想种子终究是会发芽的，魏源那一代人的沉潜思考与孤独呐喊在稍后的岁月里还是逐渐产生了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又一代开明知识分子接踵而至，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魏源所创始的“师长”
统绪。
而中法战争以后又崛起了为数更多的一代新人，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可以纳入这个思想文化的进化序列。
所以梁启超曾经说过，《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魏源是一位百科全书型的思想家，其著作内容之丰富与涉及范围之广泛，至今仍然令人惊叹。
齐思和先生说：“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
（《魏源与晚清学风》）确为非常妥切的评价。
当然，他毕竟是生活在一百四十多年以前的古老中国，由于认知条件的局限，他所提供的外在世界的相关资讯，难免间有肤浅错误之处。
但可贵的是他在千古难遇的大变局下那种积极而又冷静的理性精神，特别是他所具有的“受光于天下照四方”
的开放而又自信的心态，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借鉴。
21世纪全球与中国变化之大都远远超过一百四十年以前。
中国已经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取得极其伟大的成就，然而全球化大潮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前景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魏源等先贤梦寐以求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
的大目标，也并非轻而易举所能迅速全面实现，而且未来也并非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误、挫折乃至更大的风险。
当今之世固然需要众多的杰出的科技专家，然而更为可贵且难求的却是魏源这种类型的大思想家：不趋时，不媚俗，冷静思考，甘于寂寞，而且勇于探索和坚持真理，这样才有可能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获致清醒的认识并且提出真知灼见的建言，乃至挽救当前人类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
愿更多的读书人认真阅读魏源的著作并从中汲取某些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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