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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以他的梦想的破灭是必然的。
但是，“南通模式”
（尽管它并不完善，也并非能够完全适用于全国其他地区）毕竟可以作为今日我国“四化”
建设的历史借鉴，而这就说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张謇与南通的研究中还碰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远远超过狭小的区域范围。
以大生纱厂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为例，前者的产生、发展并非以后者的破产、瓦解为前提，反而是在很长时间呈现出一种俱荣俱枯的奇特现象。
诚然，外国机纱输入通海地区以后，曾经引起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内部结构变化，即纺与织某种程度的分离。
这是由于洋纱色泽光洁，条于均匀，不易断头，而且价格低廉。
当地农家以洋纱为经，土纱为纬，织成质量有明显提高的“大尺布”
，在东北市场（南通土布的传统市场）颇为畅销。
因此，土布市场的繁荣增强了对于机纱的大量需求，而外洋机纱与上海机纱一时还难以满足南通农家手工织布业的需要，于是大生纱厂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洋布价格低廉到足以在竞争中击败土布（当然也包括当地人民生活习惯与社会心态的变化）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结果便是土布市场的衰落以及大生纱厂的相应陷入困境。
在外国近代工业产品大量涌入以后，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市场继续长期存在并且在许多地区维持很大的比重，这说明个体经济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反应具有两重性：既有抗拒的顽强性，又有某种程度可变的顺应性。
从总体上来看，这既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还不够充分，又说明众多农民的极端贫困，必须以高度强化的家庭副业来添补辛勤耕作的微薄收入。
家庭手工织布业虽然曾经养育了大生纱厂，然而它对后者却缺少强有力的刺激与推动，因为土布对于机纱的质量规格本来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这种相对封闭型市场机制的落后性与保守性，使长期依赖于它的大生纱厂相对减少了技术与管理革新的紧迫感，因而在全国市场上便不能具有真正的竞争力。
一旦通海地区土布业萧条，大生纱厂就很难在通海以及东北传统市场以外的广阔天地中找到新的出路。
大生纱厂与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俱荣俱枯并非是南通一地仅有的情况，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大同小异之处。
这就使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自然经济瓦解的缓慢过程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从而可以对过去许多论著中屡见不鲜的简单而又空洞的论断进行必要的校正与补充。
严肃的历史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甚至还会面临一些新的理论挑战，我们应该勇于探讨这些新的问题，回答新的理论挑战，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且也可以促进整个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不断向前进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深信区域社会经济史这个学科分支一定会日益繁荣，一定会有更为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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