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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杂志也径名之为“二十世纪大舞台”
“二十世纪之支那”
等。
《民报》发刊词宣称，其主要任务就是探讨20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位置？编者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
作者的态度是真诚而又积极的，他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应该“思索”
，而且更应谋求“解决”
。
因为，“二十世纪中，乃自言论而进入实行时代，吾人之言论，正所以为国民之取材也。
吾人言之，而读者果实行之，使吾人以言论始，而不仅以言论终也，尤吾人所切望。
是则吾人之幸，即读者之幸，即一般国民之幸，即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幸！”
文章结尾满怀**地高呼：“二十世纪之支那万岁！”
这是对新世纪的殷切期望，也是在新世纪开端之际发出的战斗誓言。
正是这种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强烈关注、对新世纪寄予的热切期望，促使辛亥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并且义无反顾地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由此可见，强烈的世纪关怀，正是他们前进的驱动力之一。
纷纭的世纪取向
20世纪的中国怎么走？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们都在艰苦求索。
清王朝和顽固派昧于世情，不知“世纪”
“时代”
这些新名词为何物，他们对于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及各种社会思潮，先是顽固排拒，等到排拒失败才被动接受。
因此，从本质上看，他们不愿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科学和现代化，仍然希望中国“关起门来成一统”
。
由此，表现在纪年上就是要坚持“用君主之年号”
，反对使用西元纪年。
曾经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梁一派也始终过不了推翻帝制这一关，坚决反对任何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仍然主张君主立宪，至多同意搞虚君共和。
表现在纪年上，他们为了保教同时也为了化解满汉矛盾，既反对用西历，也不同意用君主年号，主张以孔子生辰为纪年。
国粹派非常反感当时日益滋长的盲目崇拜欧美、日本的思潮。
正如章太炎所云：“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
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必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
但他们也不同于尊孔读经的顽固派，对清廷政治的腐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他们极力主张学习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以谋求中国的进化，排王权，兴民权，最终实现独立与富强。
国粹派中许多人受传统文化熏陶极深，他们企图从古代贤哲的经典中寻求民族民主革命所需要的精神武器，但却往往侧重继承而缺乏批判，因而很难与旧文化营垒彻底决裂，甚至最终陷入故纸堆中而不能自拔，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表现在纪年上，他们对西元纪年存在着本能的反感，因而主张用黄帝生辰为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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