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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
这种忧患意识与日俱增，因为瓜分亡国之祸与20世纪相伴而来。
正如一个留日中国学生所云：“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
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噬其膏血。
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
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
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儿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
。
（《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但是，这些热血青年丝毫也没有悲观失望，忧患意识转化成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并且成为驱使他们献身革命的原动力。
其心情正如孙中山所曾公开表述的：“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
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
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过庭：《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
辛亥这一代仁人志士是值得学习的。
他们具有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自觉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
许多人去国离乡，抛妻离子，牺牲个人家庭幸福，谋求祖国独立富强。
他们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更趋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如何才能赶上时代潮流而殷殷企盼。
他们希望20世纪之中国也能上演法国大革命那样威武雄壮的活剧。
“今我中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
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
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
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
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也许孙中山对于这种世纪参与意识表述得更为明晰。
早在1904年8月，即同盟会成立的前一年，他即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开放。”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国诚然贫弱，但中国必将获得新生，经过革命而实现独立与富强。
中国不会成为新世纪的弃儿，必将成为新世纪的积极参与者，不仅以广大市场的开放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将为世界普遍和平的早日到来作出贡献。
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与广大人民一起，经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终于一举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并且把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
尽管他们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因而无从避免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结局，但道路毕竟已经开通，风气从此大开，中国人民再也不复是逆来顺受的温顺奴隶，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后走上一条新的更为正确的革命道路，并且历经艰难困苦终于赢得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现今的各项伟大成就，早已远远超过辛亥一代志士的理想，但是他们那种诚挚的爱国情操、崇高的革命理想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却是我们应该永远尊重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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