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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
；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
（同上《会要》）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南部新书》乙）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
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
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
，（《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
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
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
，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会要》七六）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13，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
（《唐摭言》）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见《隋史》二节），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
，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
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非常之大。
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
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
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
（《汉唐事笺》后集五）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
，自是实情。
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
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
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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