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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仰韶文化被认为是安特生发现的。
不过中国在考古学诞生之初，本土学者很快主导了考古工作，成果也很多。
但包括您在内，也指出这带来的弊端，比如中国考古融入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甚至是民族信仰等问题。
我记得，张光直先生说过，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主旋律就是民族主义。
您对此有何感受？
许宏：现在公认的中国考古学的发端，是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这是被当时的中国政府认可的学者在中国进行的首次发掘。
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已经有外国学者在新疆和东北地区做考古工作了，但此前一般被认为是盗掘和掠夺，这种情况当然有，但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考古的贡献。
实际上放开了想一想的话，什么是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是中国人从事的考古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如果把它定位为在新中国境内从事的考古活动的话，就不能不承认最初的外国学者在科学方法应用以及获取历史信息上的累积之功。
那时的测绘手段等我们还没有，出版的考古报告质量相当好，甚至影响到此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当然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自信能够认可这些，以前是根本不认的。
不过，就中国考古学的总体来说，这些外国学者的工作就是个序曲。
2021年就是仰韶文化发现百年了（距1921年），考古学界还有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安特生是我们认可的。
之后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先生又到山西去寻找夏王朝的遗迹，根据典籍上的线索开始找。
到1928年，中国本土学者就开展组织国家级的、成建制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了，这就是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后不久。
▍ 李济先生，1920年代摄
▍ 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
所以说，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走上了以本土学者为主的探究之路，这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不一样，那里是欧美学者主导的考古学，对不对？甚至一直到现在也是，美洲不用说了，印度河流域、埃及、两河流域都是，而中国则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
由于是本国学者主导考古工作，肯定有利的一面不少，比如甲骨文，一旦进入了民国学术大家的法眼，也就结束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药引子、被当成中药给吃掉的命运。
我们的学术大家可以利用像《说文解字》这样的工具书作为桥梁和纽带，迅速打通古今，辨识出甲骨文。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甲骨学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开始了，这个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文字研究比不了的。
也大体与此同时，随着外国侵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来了。
一方面，开始有一个救亡图存的问题，救亡图存后边就要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这里并非贬义词——就是说要建构文化认同，对不对？但另一方面，科学理性、文明开化的理念同时也进来了，我们知道要求真逐理，追求历史真实，历史语言研究都要科学化。
这是当时国人思想的两大主线，但这两条主线对于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直都能稳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是经常纠结和拧巴的，因为后边有一个民族情感的问题，民族情感一旦参与了学术探究，把它放到一个什么位置，就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傅斯年先生后来在日本侵略东北之际，组织学者撰写《东北史纲》，到现在都没有人把它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因为当时要服从于整个救亡图存这样的大的需要，甚至早年民族辨识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因为面临这样大的国族危机而趋于淡化，顾颉刚先生就曾撰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倡导民族团结，一致对敌。
像西北史地研究实际上也是这个时候兴起来的。
边疆的问题比较严峻，西北史地因此受到重视。
后来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是一家，都是救亡图存的产物，学者也都强调这些提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脱离于社会的纯学问，都是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拉长中国历史，建构文化认同，就成为新生的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责任。
现在所说的民族伟大复兴，注重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其实和100年以前的思潮是有内在的关联的。
李礼：您是否留意到，中国人似乎特别喜欢把历史追溯得更为久远，它似乎成了民族自豪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尽管从顾颉刚等人提出“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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