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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您熟悉的二里头青铜礼器的生产和使用。
一些学者认为礼乐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如果说礼制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那么等级秩序在早期各文明都程度不一地存在,为何在中国会成为一种绵延久远的政治符号甚至制度力量?
许宏:中国古代文献上说得很清楚,礼制就是等级名分制度,用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
举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是礼制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
(《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说起来礼制就是用来辨识身份的,而中国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讲平等的,比如君子、小人分得都很清楚,礼制就是区别人与人之间的等差。
宗法等级制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礼乐制度,所体现的就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
按理说广义的礼制,哪个早期文明都有,但中国这一套不一样。
人家把青铜这种当时的高科技用来做刀剑,用来做工具和装饰品等,古代中国人则把它做成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祭祀祖先的礼器。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最早的礼器爵是酒器。
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正好在这个时候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中国人做这类东西,这些礼器别看它小,包括所谓的“九鼎”
在内,它们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便携性,它是可以跟着王族走的,是吧?这套东西是代表王权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这跟西方不一样。
中国隔二三百年来一次改朝换代,如同割一茬韭菜,从都邑的鳞次栉比、高度繁盛到尸横遍野,宫殿在鼎革之际一般都是被摧毁的,在否定前朝的基础上建立新王朝。
注意这里我随意用的“鼎革”
一词,鼎为传国重器,鼎易手了就标志着朝代换了。
古代中国人把这个看得很重,所以著名艺术史家巫鸿教授说这里边有“纪念碑性”
是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很难有延续千年以上的“圣地”
,而礼器在这里就承担起了作为政治符号的作用。
从春秋时期楚庄王问鼎于周王室,乃至成语“问鼎中原”
中的“问鼎”
,到蒋介石带往台湾去的那些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结晶的艺术品,都是对王权的追求。
为什么后世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延续着礼器和礼制思维,甚至表现出对艺术品的独占,我觉得这和中国的政治结构是相表里的,就是注重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权威,从家长到族长,到一国的首脑,到周天子,到后来的皇帝,完全是为了这样一套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的稳定,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秩序服务的。
但归根结底,这些又都是基于定居农耕生存方式的最佳选择,可以说是不太以个人乃至群体意志为转移的。
李礼:考古学无疑是一种对历史的长时段的考察和思考。
据您多年的研究和观察,如果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中国文明”
,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或特征到底是什么?它的问题或者说所谓“短板”
又是什么?比如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是个过于早熟的文明,由此也带了一些问题。
它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却因“早熟”
而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
许宏:这个问题最不好回答,尤其是像我这样做考古学研究的,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形而下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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