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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方域）、魏（禧）、邱（维屏）、彭（士望）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
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
或曰：‘朱（筠）、邵（晋涵）数君子实左右之。
’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仅有孑遗矣。”
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
者以兴。
故清初诸儒，博综经世多方之学，一转而为乾、嘉之穷经考礼者，盖非无故而然也。
时惟亭林，倡“经学即理学”
之语，乃若与季野、恕谷之说合。
全祖望《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
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
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今按：亭林不喜言心性，遂为此语。
不知宋明理学自有立场，不待经学。
经乃古代官书，亦惟训诂名物考礼考史而止，亦岂得谓“经学即理学”
。
亭林此言，实为两无所据，远不如浙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一语之精卓矣。
实斋为梨洲、亭林二人辨析学术异同，可谓特具只眼。
顾谓亭林原于朱子，则似矣而尚有辨也。
朱子言格物穷理，仍不忘吾心之全体大用，不脱理学家面貌。
亭林则只以知耻立行，而别标博学于文，将学、行分两橛说，博学遂与心性不涉。
自与朱子分途。
颜、李说“博学于文”
，常连及“约之以礼”
，则仍不脱习行上事，习行又自心性上来；故颜、李与浙东为近，而与昆山则远。
季野之语恕谷曰：“天下学人，惟君与我，太原阎生未足多也。”
若璩治经，亦未可轻，正以脱却心性为人，专意考据，故为季野所少耳。
方苞《与刘拙修书》，力尊宋五子，而曰：“学之废久矣，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
二君以高名耆旧，立程、朱为鹤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
亦复以浙东与颜、李并讥。
望溪交恕谷、季野，宜其知之深而见之切也。
时清廷方尊程、朱以牢笼一世，季野、恕谷虽名高，而不足以敌天下之滔滔；学者既不敢为程、朱之叛徒，又倾动于季野、恕谷诸人之实论，则惟亭林之判心性与学问为二途者，为可以安身而藏迹。
故自乾、嘉以下，惟徽州一派，其间大师尚多不失浙东及颜、李精神者。
至于气魄较小，眼光较狭之流，则专借亭林“经学即理学”
一语为话柄，于名物训诂证礼考史外，不复知有学术矣。
此中界限，不可不细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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