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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章氏论学，虽以浙东为归，而又曰：“浙东贵专家，浙西贵博雅，各因其习而习。
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焉。”
又曰：“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
盖戴氏力斥宋儒以意见言理，一时学者感于其说，往往不愿虚为门户彼此之争，如章氏与焦循皆是也。
故于亭林“经学即理学”
之语，终不免受其牢笼。
自章氏之论出，则顾氏之说自破，而吴、皖学者考核古训、古礼之精神，亦且废然而知返也。
其后今文学派继起，乃于章氏之说，时有采获焉。
道光末，龚自珍、魏源皆今文学之健者，喜以经术作政论，讥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皆与章氏说近。
而《龚集》议论蹈袭章书尤显。
盖尝论之：当两汉经学极盛之际，而有王仲任；当两宋理学极盛之际，而有叶水心；当清代汉学极盛之际，而有章实斋。
三人者，其为学之径途不必同，而其反经学尚实际之意味则同。
是亦足见浙学精神之一端也。
方植之著《汉学商兑》，成于道光时，较章氏书为晚出。
《汉学商兑·序例》成于道光丙戌（六年）四月，又有《重序》一篇，不著年月，当尚在丙戌后。
《仪卫轩文集》附录其门人苏惇元所为传，亦谓：“道光初，汉学之焰尤炽，先生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
云云。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方书成于嘉庆间，误也。
其论训诂之不得真，
《汉学商兑》卷中之下：“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
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传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
如康成解《草虫》‘觏止’为**，此可谓求义理于古经中乎？《史记》引《书》‘在治忽’为‘来始滑’，伏生今文作‘采政忽’，此明为音字相乱，今人犹曲为解之，此可谓明道者词乎？《尧典》稽古，郑氏训为‘同天’，解者以《说文》稽从禾（古兮切），禾木曲头，止，不能上极于天而止，是上同之义；此等训诂，可谓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乎？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
如以箕子为‘荄滋’，‘枯杨’为‘姑杨’，‘蕃庶’为‘蕃遮’，数百千条，迂晦难通。
何义门云：‘但通其训诂而不辨义理，汉儒之说《诗》，皆高子也。
’信乎！”
今按：同卷又有论专恃《说文》十五谬，文长不录。
古制之不足追，
《汉学商兑》卷下：“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
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冠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
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耶？窃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
物有本末，是何足臧也？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胾耳。
何者？三统之建，忠质之尚，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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