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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还有石庖丁，从弥生前期末到中期在北九州往往伴随板付式土器出土。
这种石庖丁用辉绿凝灰岩制成，比较大型，从正反两面穿孔，其原型也可在朝鲜南部求得。
朝鲜南部出土的石庖丁尽管与华中的一样是割稻穗的，而日本弥生文化的石庖丁不仅割稻，还割大小麦等。
再从其他磨制石器的配套来考虑，弥生前期的石器系统与其认为是华中的，不如认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
[21]
还有一个线索可能证明水稻经由朝鲜南部传入日本。
韩国釜山西郊发现的槐亭洞遗迹中有涂以丹彩的体长的瓮形土器出土，把它称为槐亭洞I式土器，而日本福冈县板付遗迹有一种夜臼式土器（最后的一种绳纹土器）与板付式土器（最早的一种弥生土器）一起出土。
这种夜臼式土器的B型中有涂丹的体长的瓮形土器，它与槐亭洞遗迹的瓮形土器一致。
这种丹彩长形瓮，实在是运稻的容器。
夜臼式土器不能理解为继承绳纹土器的传统，应考虑其为外来品。
若夜臼式B型土器是从槐亭洞I式土器移入的，则槐亭洞I文化才是日本农耕文化的母体。
[22]再者，朝鲜半岛初期农业社会所使用的磨制石器（包括农具），在北九州弥生时代当初的石器群中也能看到，而这些同类的磨制石器绳纹时代完全不存在，故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明了。
[23]
中国殷、周时代青铜器文化发达，至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此时日本尚处于绳纹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
中国先进的青铜器文化首先传到朝鲜，然后与水稻一起传入日本，产生了弥生文化。
这里要注意的是虽然青铜器传入日本比铁器早，但日本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而是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所以青铜没有对朝鲜和日本产生有效的影响。
当初传入日本的青铜制品有铜镜、铜铎、铜戈、铜剑、货泉等，但这些都是非实用的。
因为后来传入的铁作为利器比青铜优秀，所以青铜传入日本后没有广泛使用在生产上，大部分用于生产祭祀品和奢侈品。
据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三千多面，其中的13是中国制造的，因渡海而来，所以叫作“舶载镜”
（中国镜）；约23是日本制造的，叫作“倭镜”
（模仿镜）。
在中国镜中，有前汉时代制造的重圈清白镜、重圈素纹镜，内行花纹清白镜、四乳雷纹镜等。
这些镜的出土地方只限于北九州，是经朝鲜的乐浪郡传来的。
后汉时代制造的方格规矩四神镜和内行花纹镜等，传遍全日本。
三国时代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有270面以上。
[24]中国镜大量流入日本的背景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真蕃、玄菟、临屯四郡，中国势力进入朝鲜，从而铜镜也随着在朝鲜的中国移民带到日本。
铜铎也是传入日本的铜器之一。
它好像中国的编钟，上圆下扁，最大的有168厘米，最小的不到30厘米，其上铸有各种图案，如人物、鸟兽、房屋、流水等，周代的编钟是其祖型。
铜铎是一种祭器，不实用。
流行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3世纪，下限在公元4世纪。
流行地区是畿内一带。
1977年宇佐市别府遗迹发现朝鲜式小铜铎（11.8厘米），[25]可见它是从朝鲜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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