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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朴划一的弥生式土器为土器生产的分工创造条件。
又由于粮食的剩余，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
共同体之间的分工有一定的发达。
造船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与大陆文化的交流及国际分工，这点从族长阶层舶载物资的丰富可以证明。
（3）石制、土制纺锤及木制织机的出现（唐古、登吕等遗迹出土）以及男劳动集中于农业，使绳纹时代的性分工得以进一步强化。
（4）青铜器（如作为宝器的铜矛、铜戈、铜剑和铜铎等）、铁制工具及作为武器的铁剑、铁戈、铁镞等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这个时代木制农具被广泛使用，石器至末期才被淘汰。
（5）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们确立了定居生活。
又由于土地开垦、人口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多，使部分的阶级分化成为可能，终于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甚至像邪马台那样的雏形国家。
大陆文化的要素
水稻究竟通过什么路线传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过去滨田耕作主张北来说，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九州；柳田国男则主张南来说，即中国→南岛→九州。
现在这些说法已成过去，从长江下游传到日本的东进说比较有说服力。
东进说又分为直接渡来说和间接渡来说二种。
前者是从长江下游直接传到朝鲜和日本，为安藤广太郎所提倡；后者是从山东半岛一带经由朝鲜西部到达日本，为冈崎敬、坪井清足、佐藤敏也所提倡。
直接东进说在考古学上的线索是石庖丁（一种类似石镰刀的摘稻穗的工具），因为九州发现的石庖丁与长江下游的石庖丁形状一致，但东亚使用石庖丁长达数千年，无法确定正确的时间幅度，不能压倒间接东进说。
而且长江下游出土的古代米有日本型（粳米）和印度型（籼米）两种，若从中国直接传来，弥生时代的米也应当是粳籼两种，但北九州没有发现过印度型的籼米，不仅弥生初期，整个弥生期都是如此。
[14]这可以解释为印度型籼米传到朝鲜因不适应气候而枯死，只保存着日本型粳米。
[15]
我们认为水稻从山东半岛经由朝鲜南部到达日本这条路线比较合理。
据李江浙的《大费育稻考》[16]，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证明五千多年前该地已盛产稻米。
再者“日本之倭人本是中国大费禺京之倭人的移民及其后裔。
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燕齐移民于朝鲜半岛以及燕昭王时远路由海上至燕都蓟城献‘龙膏’的海岛居民和久居朝鲜半岛东南端的燕齐移民及其后裔称‘秦韩’之事，可知经朝鲜南端海域通往日本的航路，在徐福以前很久便早已经开通。”
[17]这样看来，水稻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南部至日本是可能的。
大正九年（1920）在韩国庆尚南道金海郡会岘里的金海贝冢第七B层发现了炭化米。
[18]这是韩国有关水稻的考古资料。
这粒炭化米现由九州大学农学部育种学教室保管，它的年代推定为公元1世纪，正当弥生中期。
[19]可见朝鲜水稻耕作在弥生时代就已进行了，从而从韩国传入日本完全有了可能。
再者金海贝冢石棺群、瓮棺群北侧有变形支石墓（没有支石的支石墓），而北九州一带的变形支石墓也是和石棺、瓮棺在一起的，所以北九州的变形支石墓当然是随同水稻由韩国传入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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