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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社会上最下层的阶级，据大宝养老等律令，奴隶同蓄产，允许买卖、交换、赠予、典押，奴婢不得与良民通婚，所生子女与家畜同样，归母体所有者所有。
法令虽规定杀奴婢者笞一百，但主人杀奴仍少处刑，奴婢逃亡极多。
平安中期，奴婢在法律上被废止，并许与良民通婚，但事实上在封建社会中，这种身份的人是不可能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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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阶级在当时社会上相互的关系怎样，应该从大化改新的政策和奈良平安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上来说明。
大化新政中，第一件大事是变前代的私地私民为公地公民，把氏族联盟的大小诸国变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国、郡、里的地方行政区划，旧族长贵族的世袭贵族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也被废除，按照新的法律，官吏任用，由世官世职变为选贤举能。
大宝、养老律的选叙令都规定：“凡应选者皆审状迹，铨拟之日，先尽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劳效多者。”
[58]这应该是把贵族政治的物质基础和特权根据全推翻了，但事实上新政权代表封建地主国家的利益，新的官僚贵族原来就是旧日氏姓贵族中长成的。
因此，氏姓的大小尊卑仍成为任官与铨叙位阶的标准，官吏有职封、位封、职田位田、季禄等庞大的经济特权及荫位出身的政治特权，结果改新后统治阶层仍限于地主贵族阶级，他们役使着奴婢和职田、位田中的农民，坐食封户的年贡（相当于地租），仗势不纳租税。
以后贵族们作为庄园的新垦地，更获得不输（免租）不入（免检断）的特权，于是贵族阶级的私有地日益扩大，促进了奈良末期（8世纪末）庄园经济的兴起。
大化新政的第二件大事是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的实施。
班田收授法无疑是北魏和隋唐均田制的模仿（为适应当时日本社会条件而有小部分的改变），均田制的实质是地主国家的统治者为制止豪强兼并土地，保证朝廷对直接生产者剥削的一种政策。
班田收授法的实施，使当时日本王室将豪族私有的农村公社土地一举集中到国家手中，班给公民，在此基础上向公民征收租庸调的国税，公民形式上不隶属于封建领主，而是国有地的农民。
这样的班田农民是不是就能认为是自由民呢？在这里，答复是否定的。
理由是国家班田的目的，只是为了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以国税的形式从农民身上得到劳动地租和生产物地租，因此，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在东方，封建的土地国家所有制具有很大的意义”
[59]。
历史证明，这种关系在亚洲各国是很普遍的。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
假设相对出现的不是私有土地的地主；却像在亚细亚一样，是那种对于他们是地主同时又是主权者的国家，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在这里，国家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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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改新后日本社会只能是封建的土地国家所有制。
再从以下两方面来测定一下农民的自由程度。
（1）地租形态：根据“养老律令”
田令及赋役令，农民负担的租庸调中，租率约当收获量的3%，似乎不重，但农民所受口分田全部收获还不够一家生活资料的35，所以农民都得佃租公田，职田，或寄托权门寺社，租种垦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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