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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晚期拜占廷帝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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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帝国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开始暴露,相互冲突交错发展,诸如皇帝专制集权和地方贵族分裂、中央政府和军区权力、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大地产和小地产(包括军役土地)、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城市和乡村等等因素互相对立,其中一些矛盾逐步发展成为难以克服的社会弊病。
例如小农经济衰败和军区制的瓦解,进一步促进大贵族势力兴起,并对中央集权政治造成破坏,一批经济势力强大并在政治上权大位高的大贵族显赫一时,他们不仅在地方称王称霸,而且积极参与皇室内讧,左右朝政。
杜卡斯王朝(Ducas,1059-1081年)、科穆宁王朝(neni,1081-1185年)、安苴鲁斯王朝(Angelus,1185-1204年)和末代的帕列奥列格王朝(Palaeologi,1261-1453年)相继建立均是大贵族参与宫廷政治的结果。
这些问题日益严重,成为晚期拜占廷帝国无法克服的社会固疾,使拜占廷国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1、衰落时代
拜占廷帝国衰落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因素是其军事化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中央集权的衰弱,这是11世纪以后拜占廷社会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而军区制的持续瓦解和大贵族势力的迅速兴起并在政治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是明显的外在标志。
自7世纪开始推行的军区制曾加速了拜占廷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使拜占廷军事和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国力得到恢复,有力地促进了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为中心的拜占廷帝国疆域的稳定。
但是,随着军区制在全国的推行,其内在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发展,在以大地产主为核心的军事贵族悄然崛起的同时,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阶层遭到侵害。
拜占廷小农经济十分脆弱,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特别是随着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迅速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
大地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借口兼并小农土地,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制,迫使小农人身依附于大地主。
11世纪以后,小农阶层日益沦为大地主的农奴。
虽然马其顿王朝的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也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但是却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大地主,因为皇帝们在发展和维持军区制的同时必须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
打击大军事贵族就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
特别是在大地主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大地产贵族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同归于尽。
因此,皇帝的立法并未得到切实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听之任之。
到11世纪,随着军区制的瓦解,拜占廷帝国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
军区制是早期拜占廷帝国经历长期动**,并在中期拜占廷帝国推行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改革,是拜占廷统治者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
但是,军区制从推行之初自身内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
拜占廷统治者为了推行军区制以有效应付外敌入侵,就必须依靠和重用军事将领,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
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和军事贵族的兴起,小农土地必遭侵蚀,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
拜占廷帝国统治者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维护和保证中央集权统治,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
他们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
正是由于这些深刻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廷帝国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造成拜占廷国力的衰落,也促成了拜占廷帝国在外敌的连续打击下最终灭亡。
晚期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出现了许多权贵家族,这些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在政治上对拜占廷帝国中央集权制造成直接威胁,成为晚期拜占廷社会政治动**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因素。
许多地方大贵族参与王室内讧,有些军区大贵族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
军事贵族形成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较量构成了晚期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的主线。
为了克服地方分裂势力,10世纪以后的拜占廷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
最初在全国建立的六大军区此时被分化为25个,11世纪时,这一数字上升为38个,例如原亚美尼亚军区被分划为10个小军区。
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
的行政权利。
这种分权措施实际上将军、政权力重新分立,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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