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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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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帝国繁荣的国际贸易对国内工商业产生极大的带动作用。
拜占廷内贸活动主要与谷物和日用品密切相关，粮食及其他食品交易是内贸的主要项目。
7世纪中期以前，拜占廷帝国盛产粮食的农业区在埃及和西亚。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西亚地区后，拜占廷粮食主要产地转移到小亚细亚，13世纪以后，色雷斯平原成为拜占廷帝国最后的粮食基地。
一般情况下，食品是从海路运抵各大都市。
作为中古地中海世界最大城市的君士坦丁堡，食品供应是其面临的重大问题。
据现代拜占廷学家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最多时达到百万。
为解决如此众多居民的口粮，市长和中央政府必须维持稳定的粮食生产和运粮航道畅通。
但是，政府对国内贸易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限制商业活动的开展。
这些限制主要表现在统一的商业税、包括丝绸和武器等特殊商品的垄断等方面。
就全国商业而言，国际贸易集中在大城市，国内贸易分布在中小城市，各城市形成地区性贸易中心，通过定期与经常性的集市或市集与周围农村发生密切经济联系。
国内贸易几乎不涉及国际贸易的交易项目，而以农副产品交换食盐、布匹、劳动工具等生活用品为主，但是，由于拜占廷农村社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闭塞的社会单位，农民对外界商品的需求比较小，能够提供给外界的农副产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国内贸易的范围虽然广泛，但数量不大，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
金融业在商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活跃的国内外商业活动也促进拜占廷金融业的兴起。
在拜占廷帝国，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可以估价计值，任何形式的财产均能够生息。
国家对银行钱庄不加禁止，放贷行为也得到政府支持，正如国家参与并支持商业一样，对金融业只有规范性的要求而不加限制。
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政府根据投资风险的程度不同确定各行业投资利率，比如，在投资风险最大的航海贸易业中，投资利息最高可达到12％，而钱庄银号的放贷利息规定为8％，私人的投资和借贷利息为6％，对最具有承担风险能力的富有者，政府规定其放贷利息为4％。
显然，拜占廷人关于“风险”
的概念不是单向的，而是包括投资双方承担能力在内的。
但是，在计算利率时，我们必须考虑币值的变动问题。
当每金镑等于100诺米斯马时，6％的利率相当每金镑可得六诺米斯马的利息，而当每金镑等于72诺米斯马时，六诺米斯马就相当8.33％的利率，同理，航海投资12％的利率也变为16.66％。
然而，拜占廷货币历史即是不断贬值的过程，由于实行金本位体系的币值持续败坏，金镑纯度和重量的下降导致整个金融计算体系的混乱，进而造成投资方向转移。
因为投资利率的不断攀升，一方面使偿还利息的能力普遍受到打击，促成社会对放贷业的仇恨和偏见，进而破坏了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使投资方产生极大的不稳定感，投资兴趣逐渐从工商业转向土地。
这种转移不利于拜占廷工商业的持久繁荣。
拜占廷商品价格与其币值的稳定有密切关系。
考古资料表明，4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钱币没有发生贬值现象，汇率稳定。
货币分为金、银、铜质，每金镑等于72金诺米斯马，每诺米斯马等于12银米利阿里萨，每米利阿里萨等于12铜弗来。
11世纪以后，拜占廷金币开始贬值，出现劣币和伪币，诺米斯马的重量和含金量逐渐下降。
科穆宁王朝曾改革币制，发行相当于金诺米斯马的铜诺米斯马，力图扭转币货贬值的局面，遭到失败，最终只是延缓了贬值的速度。
13世纪初以后，拜占廷金币迅速贬值，帕列奥列格王朝的金诺米斯马只相当足值诺米斯马的16，丧失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货币贬值伴随物价上涨，1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价格相当8世纪谷物价格的两倍。
[此节资料出自S.Run，ByzantineCivilization[M]，London，1933，1959.一书有关部分。
]
拜占廷政府对工商业的实际控制是通过行会实现的。
拜占廷行会与西欧后来出现的自治行会不同，具有官方行会性质，称为“公共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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