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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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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人继承古希腊人热爱文史哲研究的传统，重视文史哲创作活动。
虽然他们在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方面缺乏古希腊人那样的灵感和气魄，但是，其庞大的作者群体在长期连贯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拜占廷风格。
我们将拜占廷人文史哲创作统归于“文学”
是因为当时的文史哲各学科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区分明确，史学家可能同时就是文学和哲学家，而哲学家不仅撰写哲学和神学书籍，而且也创作文史作品，因此，文学在这里是指通过文字进行创作的学术活动。
1、文学创作与发展
拜占廷作家的创作大多使用希腊语，从4世纪建国初期，用于写作的希腊语就与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语有明显区别，前者称为“书面语”
，是知识界和有教养阶层的语言，而后者称为“民间语”
，它并不遵循严格的语法和词法，是一种用词混乱、语法简单的语言。
直到12世纪前后，拜占廷社会才逐步流行标准的希腊语，与古希腊语更加接近，即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为元音和双元音标注复杂的重音。
拜占廷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之间的桥梁，它也为现代希腊语的语法简化和单重音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
拉丁语在4－5世纪开始逐渐被淘汰，至查士丁尼时代，尽管在官方文件中仍然使用拉丁语，但是希腊语已取代拉丁语的地位，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人讲拉丁语，只有学者和教士们在书斋里使用拉丁语阅读古代文献。
拜占廷文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的发展。
4－7世纪初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学向拜占廷文学的转变阶段。
这个时期，古代文学逐渐衰落，新的文学形式和标准逐渐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学的基础。
古代文学的审美倾向、古代文学取材的价值取向、古代文学的主题和素材等等逐渐被忽视，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思想观念、宗教抽象的审美标准，甚至写作形式也发生变化。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虽然基督教作家反对和排斥古代作家的“异教”
思想理论，但是由于他们和世俗作家接受的是同一种基础教育，故不自觉地继承古代文学家的精神遗产。
特别是在最初拜占廷政府支持所有文化活动的政策下，努力发展教俗友好关系的基督教领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渐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起来。
其中突出的代表尤西比乌斯（EusebiosofCaesarea，260－340年）在撰写教会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记中，充分展示出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基督教文风，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
他的代表作是《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
尤氏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凯撒利亚城，师从当地著名基督教学者潘菲罗斯，后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
313年，罗马帝国当局颁布宗教宽容法律后，他当选该城主教，并受到君士坦丁一世的重用，成为御用史官，积极参与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会事务决策。
其一生著述不断，传世作品很多。
作者仿效在其出生以前20年去世的晚期罗马帝国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10卷本《编年史》一书，该书提供有关古代近东和北非地区统治王朝的详细谱牒，以及其所在时代世俗和教会的大事年表，其关注的重点是基督教的发展。
[EusebiusofCaesarea，Theecclesiasti]，witharanslationbyKirsoppLakeaon，LoebClassicalLibrary，Cambridge，Mass.，1926-1932，2Vols.]特别是他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深，值得在此提及。
他认为，基督教并非其所在时代的产物，而是植根于过去的历史；治史的目的不是记述，而是劝说读者向善。
尤氏的另一部涉及世俗生活的著作是《君士坦丁大帝传》，该书的主要内容涉及其恩主君士坦丁一世于306年7月称帝以后30年左右的统治，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位皇帝在罗马帝国晚期政治动乱、军阀割据的形势中，完成统一帝国大业的过程，虽然他在这部庆祝君士坦丁登基30年的书中对皇帝充满崇敬，太多赞誉之词，影响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但是他留下的记载可靠真实，不仅为当时其它作品证实，而且被后代作家传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君士坦丁一世和拜占廷帝国开国史的最重要资料。
[Eusebius，ChurchHistory，Lifeofe[M]，Orationia.BySchaff，P.，NewYork:LiteraturePublishingCo.，1890.]这部传记记载较多的内容是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务，因此在4世纪末时即被教会作家翻译为拉丁语，并将原书续写到395年。
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也是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最重要史料之一。
在这部书中，尤氏继续其劝人向善的说教，他坚持认为，人类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跟从上帝的选民是历史的主角，其中忠实于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
因此，他在记述中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历史的记述，并在记述中对君士坦丁一世赞不绝口，而对其种种劣迹暴行只字不提，将其它皇帝颁布的宗教宽容法律贴金于君士坦丁一世，这些都影响了尤氏《教会史》的准确性。
5世纪的左西莫斯（5世纪人）和6世纪的普罗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学创作的结合。
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古希腊历史家的文风，同时开创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形式。
[F.PasqetudessurZosime[M]，Paris，1975，p.28.Zosimos，TheHistoryofus，SometimeAdvodarans.ByJ.BudH.Davies，SanAntonioTX1967;trans.byR.Ridley，berra，1982.]埃及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os，295－373年）则在神学论文、颂诗和其他宗教文学写作中大放异彩，为其后基督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样式和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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