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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变成了一个数学游戏，和详细的分子机制无关（我们却要死记硬背这些分子机制）。
四种DNA字母要编码20种氨基酸。
绝不可能是一对一编码，也不可能是二对一编码，因为两个字母最多只能组成16种组合（4×4）。
因此，最低要求是三个字母，也就是DNA序列里面最少要有三个字母对应到一个氨基酸，被称为三联密码，后来被克里克和西德尼·布伦纳证实。
但是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浪费，因为用四种字母组成三联密码，总共可以有64种组合（4×4×4），这样应该可以编码64个不同的氨基酸，那为什么只有20种氨基酸呢？一定有一个神奇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4种字母，3个一组，拼成64个单词，然后编码20种氨基酸。
很巧的是，第一个尝试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也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热情洋溢的俄裔美籍天文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他因提出大爆炸理论而广为人知。
伽莫夫认为，DNA序列可以直接生产蛋白质，氨基酸分子可以嵌入双螺旋间的钻石型凹槽内来合成蛋白质。
不过伽莫夫的理论是纯数学的，因此当他知道蛋白质并非在细胞核里合成，所以也就不可能和DNA直接接触时，也完全不在意。
这个想法只剩下理论性的内容，而没有生物方面的意义。
伽莫夫主张一种相互重叠的三联密码，这是密码学家的最爱，因为这可以使信息密度最大化。
假设有一段DNA序列为ATCGTC，那第一个“字”
（术语叫作密码子）就是ATC，第二个字是TCG，第三个字是CGT，以此类推。
重叠密码必定会减少氨基酸的可能排列方式，因为如果第一个密码子ATC可以对应某个特定氨基酸，那第二个氨基酸所用的密码子，一定要是TC开头才行，然后第三个一定要是C开头。
当你费力演算完所有的排列组合之后会发现，符合这些规则的三联密码不会太多，因为A旁边一定是T，而T旁边一定是C，以此类推，很多密码子都会因不符合重叠规则而被排除。
那么计算之后还剩下多少种可能的三联密码呢？伽莫夫用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口吻说：正好20个!
然而这是第一个被冷酷无情的实验数据否定的聪明点子，之后还有更多被否定的。
所有的重叠密码都会作茧自缚。
首先，根据这种编码方式，某个氨基酸一定要排在另一个氨基酸旁边。
然而生物化学家弗雷德·桑格尔（这位安静的天才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一次因为蛋白质测序，一次因为DNA测序）那时正好在帮胰岛素测序（破解胰岛素蛋白质的氨基酸排列顺序）。
不久他发现，任何氨基酸都可以排在其他氨基酸旁边，蛋白质的序列没有任何限制。
第二个问题是，根据重叠密码理论，任何点突变（也就是一个字母被换成另一个）都会改变一个以上的氨基酸，但是实验结果指出，点突变往往只会改变一个氨基酸。
显然真正的密码并没有重叠，伽莫夫的重叠密码理论早在我们知道正确答案之前就被推翻了。
基因密码学家已经开始思考我们的大地之母或许就是这么浪费。
克里克接着提出了另一个十分漂亮的理论，很快就被所有人接受了，他本人却对此有些顾虑，因为该理论尚未被实验证实。
克里克结合了许多来自不同分子生物实验室的新发现，特别是沃森在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实验室的结果。
沃森那时候钟情于RNA，它像一小段单链的DNA，既存在于细胞核中，也存在于细胞质中。
更有趣的是，沃森认为RNA是某个小细胞器的一部分（现在称为核糖体），而这个小细胞器似乎是细胞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所以沃森认为，DNA长链安静地待在细胞核里不动，而当细胞要生产蛋白质时，其中一小部分序列就可以作为模板，复制出一小段RNA，这一小段RNA则会离开细胞核，与等在外面的核糖体结合。
这段敏捷的RNA很快就被命名为“信使RNA”
或mRNA。
早在1952年，沃森就写信告诉克里克：“DNA合成RNA，RNA合成蛋白质。”
而现在克里克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小段mRNA的字母序列，如何翻译成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序列。
克里克思考着，他认为mRNA可能需要一系列“适配器”
来帮助完成翻译，每一个适配器都负责携带一个氨基酸。
当然每一个适配器一定也是RNA，而且都带有一段“反密码子”
序列，这样才能和mRNA序列上的密码子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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