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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长、社区参与规划制订
家长和社区作为学校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也能为学校在制订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必要的信息以及资源支持等，同时也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协助学校维护其正常运转、促进其健康发展。
因此，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与合作，应将家长和社区看作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科研等的重要合作者和支持者，在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中，发挥他们提供信息资料、营造舆论氛围、捐献资源等方面的作用。
受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从实行校本管理以来，就注意到学校内部的权力制衡问题，它们强调家长参与学校决策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很多地区的学校都组织家长参加学校管理的机构——学校理事会。
比如，美国某县的学校理事会有校长、工会代表、教师、学生代表、家长代表、职员代表参加，有的学校理事会成员多达30人。
芝加哥每所学校都成立了一个地方学校理事会，包括6名家长、2名教师、2名社会代表、1名学生，共11人。
理事会决策权力很大，学校预算、发展规划、考试方案、课程材料选择、教师聘任乃至校长任免等都由理事会决定。
1990年新校长聘任过程中，276所学校中的49名校长被理事会解聘，30名校长改任教师。
英国1988年制定的《教育改革法》也明确规定：由校长、教师、教育局代表、学生家长和社会代表组成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参与学校重要问题决策，其中家长和当地社区代表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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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过程中，还应注意在观念上的转变，学校管理者及学校的教师极易以教育专家的身份自居，难以听取家长、社区公众对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学校是承担人才培养功能的主要机构，家长、社区参与学校管理难免有外行、不熟悉、认识模糊、其知识不占主流地位等的问题，但学校人员以教育专家自居、听不进他人的声音则不可取，因为这样做难以深入感知家长、社区人员对学校发展、教育教学、现有管理的意见及建议，这种观念给学校和社区的沟通和合作将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其次，学校与社区的关系受突发事件、事故的影响比较大，在学校未与家长、社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情况下，如果学校发生了危机，比如地震、洪水、师生安全事故等，学校就不会那么容易得到家长、社区大众的信任与全力支持，显然，这方面需要引起校长等学校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因为即使是在发展规划制订中达成了良好的关系，也可能因为一些事件或事故失去家长和社区的信任。
4.教师、学生参与规划制订
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离不开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
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是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他们对学校的过去、现在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教育教学状况，都有非常深刻的体验、理解和思考，他们不仅能为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提供真实、具体、丰富的信息，为分析学校的现状、解决存在的问题、明确具体的抓手等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而且，也应该选出代表并以学校发展委员会成员或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小组成员的身份，自始至终参与到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及实施过程之中。
从学生方面来看，学生是学校重要的教育教学对象和学校教育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学校发展规划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促进他们全面、健康、个性、可持续的发展，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公民、有用之才。
针对多年来学生在教育教学中主体性被压抑、兴趣被忽视、爱好被剥夺等的问题，在学校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也需要使他们的代表真正参与其中，并使每一位参与者积极、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学校发展规划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多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倡导并在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教学中实施的“在学校管理中强调学生视角”
的根本原因。
然而，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程度，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弗鲁姆和耶顿为此提出了“规则模式”
，试图用两个规则来解决如何提高决策水平和决策的可接受性问题。
第一个规则认为，决策要求高时，管理者缺乏能力，有必要让教师参与决策；但如果认为教师会做出与学校目标不符的决策时，就要避免让教师参与决策；第二个规则认为，当教师对决策的接受非常重要时，而管理者不能确定自己的决策是否会被教师所接受时，就应该让教师参与决策，以便消除教师的敌对情绪。
如果教师认为决策的结果很重要，而决策本身的好坏并不重要，可集体讨论后由管理者决定。
如果确定教师有较高的相关知识，并确信教师能够做出和学校目标一致的决策时，就可以由教师来参与决策。
我国有学者也认为，中小学教师普遍有参与决策的期望与要求，但实际参与决策的程度却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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