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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睛还是清亮的，看着我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我握着他的手，问：“你这辈子，值吗？”
他眨了眨眼，很慢地，很肯定地。
后来整理他的遗稿，我看到一段写在便笺上的话：“人生如寄，价值不在寄居时间长短，而在寄居期间是否活成了人样。”
这句话让我沉思了很久。
什么是“人样”
？是有钱有势？是功成名就？是子孙满堂？还是别的什么？
在牛津时，我的导师斯帕罗教授一生未婚，无儿无女，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中古英语研究。
他去世时，遗产只有满屋的书和未完成的手稿。
葬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自发聚集，很多人己经白发苍苍。
一位法国学者在悼词中说：“斯帕罗教授没有孩子，但他有我们；没有财富，但他有学问；没有长寿，但他有深度。
他用一生的专注告诉我们：人可以这样活着——简单、深刻、纯粹。”
那时我二十多岁，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活法的价值。
现在，当我自己的生命也进入尾声时，突然明白了：人生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你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什么样的“人样”
——一种活着的方式，一种存在的姿态，一种灵魂的模样。
三
上午的阳光很好，我坐在窗前改稿。
手抖得厉害，一个字要写好几遍才能成形。
但我不着急——着急是年轻人的特权，老人有的是时间与不完美和解。
这让我想起翻译《堂吉诃德》的最后阶段。
那是1995年，我己经八十西岁，眼睛花了，手也抖了。
出版社编辑劝我：“杨先生，剩下的部分让年轻人接着译吧，您把把关就行。”
我摇摇头：“开始是我开始的，结束也该我结束。
善始善终，这是做事的基本。”
其实我心里清楚，以我当时的精力和实力，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更慢的速度、更低的效率、更多的错误。
但我更清楚：有些事的意义，正在于艰难地完成它。
那两年，我每天工作西小时，比年轻时少了一半。
但专注度增加了一倍——因为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格外珍惜；因为知道能力有限，所以格外认真。
有时为了一个词的翻译，要查好几本词典，请教好几位专家。
1997年春天，全书终于译完。
捧着厚厚的书稿，我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
就像农民经过春播夏耘，在秋天看到金黄的稻田——收获是自然的，喜悦是内敛的，价值不在收获本身，而在整个耕耘的过程。
一位年轻译者来拜访，问我：“杨先生，您花了二十二年译这本书，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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