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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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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介化问题，我采取了一种与之进行比较的方法，其风险在于可能存在的主题分散。
只要我们不深入研究细节，将大致趋同的直觉并置，就可以将这项工作变成一个表面上的概述，这样有利于完成最终目标。
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我们有必要设置边界，主要是用理论上的边界来界定应用范围，并明确相应的比较在何时应该为明确的对立留出空间。
这是一本倾向于用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方法来解决媒介化问题的书。
在媒介学领域，技术决定论的幽灵就像一个勉强叫得上名字的实体一样盘旋着，无论如何总是带着贬低的目的：如果说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立刻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么自我宣称为决定论者肯定就是其中一种。
技术决定论不是一种确定、纲领性的理论立场，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思考因果关系的方式。
一般来说，每一种决定论方法（无论是否为技术性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存在一个比其他所有因素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支配着社会过程的走势。
因此，决定论既可以是技术上的，也可以是社会学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赞成这两种情况之一的理论模型所提供解释的明确性。
我并不打算重述上文提到的两种相对的思想路线的历史，但是我将简要地介绍两位作者的作品。
依我拙见，他们在作品中体现了这两种思想的特征，然后试图克服两种可能的决定论形式之间的二分法。
其中，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是一位肯定可以被归入技术决定论的学者，其诉诸决定论的动机在于适时论证的一个信念，即如果仅从社会动力的角度来看，社会现象似乎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例如：一位法国学者以公民的政治态度为例进行了讨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社会学家也对该话题进行了分析—一些人坚信公民的政治态度是积极的、有参与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冷漠的、消极的。
对于埃吕尔而言，只有在讨论中纳入技术体系—在所有社会—政治情境中真正具有决定性和稳定性因素，这种矛盾才会出现并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Crary）举了一个社会学决定论的例子—以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理解，而不能简化为技术方面。
在一篇专门论述现代“观察者”
[4]诞生的著名文章中，克拉里写道：“我们的视角非常明确地与摄影和电影历史上的无数权威分析形成对立，这些权威分析的特征在于明确或潜在的技术决定论，对其而言，一个发明、修改或机械改进经过独立发展，最终会在一个社会领域里立足，并从外部对社会领域进行改造。
相反地，技术总是与其他力量共同作用，或从属于其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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