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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改变了对母亲的态度，坚持说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能解除她独居在家时的恐惧；母亲要离家外出时，她便坚决阻止。
这位母亲之前也患过神经症，到水疗院休养之后，已痊愈多年。
或者具体一点说，她在疗养院里遇到了这个男人并与他建立了一段亲密的关系，而这个男人能在各个方面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位母亲因女儿强烈的要求而起了疑心，突然意识到女儿的恐惧意味着什么。
女儿必须让自己得病，才能囚禁母亲，剥夺她的自由，使她没有时间和情人幽会。
之后，这名母亲立即终止了这一不利于自己的治疗，以女儿患有神经症为由把她被送往了水疗院，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她当作“精神分析的可怜受害者”
。
因为此病例的不良结果，我也为人所诋毁。
我之所以闭口不言，是因为受职业道德的约束。
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同事访问了那所疗养院，他告诉我那名患有公共场所恐惧症的少女还被关在那里，她的母亲和富人朋友的关系已经成了全镇公开的秘密，连她的父亲也默许了。
然而对女儿的治疗却已经成为这个的“秘密”
的牺牲品。
在大战爆发的几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前来向我求诊，使我觉得别人对我家乡的毁誉也变得无关紧要起来。
我制定了一个规则：不给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人治病。
精神分析学家未必都要遵守这一规定。
从我对患者亲友的警告中，你们可能会觉得，为了使精神分析顺利进行，应该将患者与其家庭隔离开来，也许只有单独住在疗养院里的患者才适合接受治疗。
对于这一点，恕我不能苟同。
如果患者不处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那么在相同的环境中，应对平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更有利于治疗。
患者的亲友也不应该因自己的行为而损害这种有利条件，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妄加诋毁。
但怎样才能反抗这种非我们力量可及的影响呢？你们十分了解，社会环境和家庭文化条件对治疗的预期有很大影响。
上面的论述为精神分析疗法效果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尽管我们可以将大多数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干扰。
拥护分析的人建议我们从统计学角度汇编治疗成功的案例，以抵消我们的失败案例。
但我绝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收集的例子不相称，统计的数据便毫无价值可言。
实际上，我们治疗的各种神经症案例完全无法在同一基础上进行比较，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此外，可供统计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证明疗效是否持久；对于一些病例，我们甚至没有做记录的可能。
这些病例中的患者不愿意自己的疾病和治疗被记录，即便康复之后也不愿意告诉别人。
不过，精神分析最大的阻碍在于人们对治疗问题的非理性态度，他们难以接受合理论证的影响。
治疗方法的创新要么受到狂热的追捧，就像科克（Koch）首次利用结核菌素治疗结核病一样；要么便不受信任，比如詹纳（Jenner）用牛痘苗防治天花病毒，甚至到了今天仍有不少反对者。
人们对精神分析学家的偏见非常明显。
当我们治愈了一起疑难病症之后，常会听到人们说：“没有证据表明是你治好的，患者自己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也会好起来。”
但是，一名患者已经经历了四轮狂躁症和抑郁症的交替发作，在抑郁症的短暂停息期间到我这里寻求治疗。
三周之后，这名患者发现自己又遭遇了新一轮病痛的折磨。
患者的全部家属以及所请来咨询的所有医学权威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狂躁症必定是分析治疗的结果。
我们无力反驳这种偏见。
在大战中，相互交战的势力集团之间也会有种种偏见。
我们应该做得最明智的事情便是暂时忍耐，等到偏见随时间消逝的那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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