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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代表作有《操行零分》《同心协力》《逃犯贝贝》《雾码头》等。
《操行零分》（Zérodeduite：Jeunesdiablesaucollège，1933）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导演让·维果（JeanVigo）对悲惨的童年时代留下的心灵创伤的折射。
影片以疾恶如仇的笔触揭露和控诉了寄宿学校的专横：寄宿学校犹如一座牢笼，单调无聊的生活令人窒息，孩子们动辄得咎，不是遭到训斥，就是罚站或关禁闭。
学校总监因为几个孩子没有听从他的训令，宣布他们操行零分，禁止他们星期天外出。
孩子们忍无可忍，决计造反。
他们扯开枕头，鸭绒像雪花一样满屋飘舞，他们高呼“打倒学监”
“废除惩罚”
“暴动万岁”
等口号冲出宿舍。
影片以寄宿学校隐喻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残酷、卑劣，统治者以教育的名义，扼杀压制纯洁而活泼的青年学生，力图把他们纳入既有的规范之中。
让·维果以理想化的诗意手法描述学生们的胜利和青春的**。
影片曾因其反社会和颠覆性而被禁映。
这一时期，电影大师卓别林又拍摄了《城市之光》（CityLights，1931）、《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凡尔杜先生》（MonsieurVerdoux，1947）等影片。
观众在被主人公流浪汉查理的种种行为逗乐的时候，并不会忽视影片深层对社会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伦理片：1946—20世纪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难以估算的毁坏，经历战火洗礼的人们厌倦了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的银幕梦幻，他们渴望电影能反映他们的苦难、贫困、希望和斗争。
这直接催生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
以《偷自行车的人》（Ladridibiciclette，1948）、《罗马11时》（Romaore11，1952）、《温别尔托·D》（UmbertoD，1952）等影片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还我普通人”
“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
为口号，大量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普通意大利人民所面对的失业、贫穷等现实生活问题。
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DeSica）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Ladridibiciclette，1948）的故事来自一个报纸上只有两行字的极其普通的新闻报道，讲述一个人和他的孩子在罗马街头奔波了24小时，寻找他们丢失的自行车，结果却是一场空。
影片通过普通工人安东·里奇失业、得到工作、失车、找车、偷车的过程，触及了意大利下层社会的普遍问题——失业，深刻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
情节很简单，但德·西卡善于在这个基础上勾勒出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罗马的形象：从贫民窟到富人区的生活、地摊市场、教堂、警察局、体育场、妓院等，这些不仅构成影片情节的背景，而且以一种悲凉痛苦的色调成为影片的有机部分。
《偷自行车的人》全无救世主式的道德说教，而是以纪实的手法，在看似不动声色之间，传达真挚的情感和理性的社会批判。
摄影机跟随安东·里奇父子在大街小巷奔走，观众也随同他们看到了意大利生活的众生相。
那个关于“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偷窃”
的主题含义通过剧情自然而然地透现出来。
影片展示了许多细节，广泛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
安东·里奇来到当铺典当被单，一个店员拿着那包被单，走进通道，爬上货架，货架一层又一层，上面堆满典当的被单。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的绝不仅安东·里奇一家。
在精神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人面临着信仰崩塌的精神危机，有一种“万物崩离，中心失依”
的迷惘和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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