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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的历史。
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
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第三，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
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
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
第四，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
地研究历史的史学范式。
第五，社会史是以“人”
为轴心的历史。
它应当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批评人，强烈地感染人。
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
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的历史演变。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学术界至今也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却在学科理论层面上形成了大致认可的范围。
通过对社会史定义、研究对象和范畴的阐释，在广泛争论的基础上，学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史说”
“通史说”
“范式说”
“视角说”
等观点，由此掀起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
上述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对于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体系建构阶段（1991—2000）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为成果丰硕的学术方向之一。
如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就有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周育民和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等著作的出版；近代社会生活和社团研究方面，有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李良玉的《动**时代的知识分子》等著作；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史方面，有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等著作。
1998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也相继出版社会史丛书近20种。
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已经开始。
虽然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颇多，但真正对于学科发展具有影响意义的，却是社会史学科体系研究的成果。
1992年《中国近代社会史》（乔志强主编）出版，同年还出版了陈旭麓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其后，龚书铎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问世。
这些著作的出版，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划出了一个相对明晰的研究范围，并且把理论架构与史实相结合，使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得到相对完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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